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
文/本刊记者 陈希琳 许亚岚
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大判断，在经济增长取得长足发展之后，要把重心放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上，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方向。那么，2018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
主打三大战役
对于2018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在于新旧动能转换，让新增长点、新经济、新动能，尽快代替旧动能，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并未就2049年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愿景制定具体增长目标。这清晰地表明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相比速度更看重质量。2017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现高质量增长仍是未来几年的政府工作目标。具体而言，政府旨在推动具备可持续性、包容性、创新驱动型、环境友好型及其他特性的经济增长。”渣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丁爽向《经济》记者表示，2018年，改革将加快推进，即便代价是增长放缓和市场波动性增大。
从具体路径来看，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结构和质量，是2018年经济转型的主要抓手。“首先，垄断行业从非主业退出、国有资产从不关系国计民生的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才可能谈得上真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其次，继续整顿金融秩序，抑制和打击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和恶意金融活动；再次，继续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避免被无意义或有副作用的金融活动对冲。”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向《经济》记者分析称。
从主要工作内容来看，2018年、2019年、2020年三年政府工作的三大重点将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定向精准扶贫、预防和处置污染问题。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的发言，其实都已经把2018年、2019年、2020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这三年的所有工作都集中到这三项主要工作了。这三点其实都跟经济领域紧密相关。”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防风险的核心是防控金融风险，精准扶贫的核心是解决区域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防治污染的核心是让绿色环保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短期内“三大战役”中的两场或将拖累经济增长。丁爽表示，去杠杆增加融资成本并放缓信贷扩张步伐，预计将导致经济活动放缓；环保标准的更严格执行导致不符合要求的产能被关停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尽管随着时间推进上述努力有望得到回报，降低金融风险并改善生活环境，但未来几年增长或受到拖累。
在三大攻坚战之外，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向《经济》记者分析称，在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和企业融资成本方面，政府或将有新的举措。“2018年还是要重视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问题，因为2016年和2017年明显感觉到行业集中度提高，中小企业面临着新一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问题值得关注。”
通胀幅度温和
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于3月初在全国人大会议首日公布。马晓河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将是平稳的，GDP增速保持在6.8%左右。
谈及GDP，尹振涛认为现实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很复杂的，很难预测，如果2018年、2019年、2020年延续2017年相对平稳的态势，那还是非常完美的结果，但很难说走上复苏，还要通过三年的消化再看之后的结果。但是通过这几年的调整，阵痛期已经过了，我们要走向高质量的发展，相对来说能够保证稳定发展。”
对此，黄少安认为，2018年GDP增长速度不会高于2017年，但是不会低于6.5%。
丁爽对此也持相同观点，预测2018年中国GDP增长在6.5%不变，较2017年估计的6.8%小幅放缓。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这一短期目标，要求2020年中国GDP增长较2010年翻一番，未来三年年均增长6.3%即可满足要求，与2017年不同，2018年政府或不会承诺超越6.5%的增长目标。“增长放缓可接受主要由于失业率仍较低且保持稳定。2017年三季度登记失业率降至3.95%，为近15年以来最低水平。”
随着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丁爽预计硬着陆风险微乎其微，服务业增长仍然强劲，同时政策仍然提供支持。“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超过50%，近两年增长一直保持在7.5%-8.0%。若GDP增长大幅降至6.5%以下，政府能够迅速行动并利用余下政策空间以抑制下行风险。”
除了GDP，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指标CPI在2018年将有何体现？通胀会否抬头？
马晓河结合内需和外需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2018年全球经济会延续复苏态势，所以从外需的角度来看，会继续平稳增长，但在国际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增长速度不会超过2017年；从内需来看，投资下降势头会放慢，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依然会保持较高增长，装备制造、新兴产业投资也会较快增长，房地产投资增长会继续趋缓，房地产市场会出现结构性分化，消费仍然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总体上看，新旧动能转换还需要一段时间，会出现温和通货膨胀，但幅度不会超过去年。”
对此，黄少安表示，2018年可能开始出现“滞胀”，通胀率可能会提高。“因为巨大的货币供应量是事实，‘弗里德曼规则’总会发生作用，前几年是因为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吸走了资金、掩盖了通胀。”
那么，通胀预期是否会影响货币政策？丁爽分析称，通胀走势不太可能会成为推动货币政策立场走向的主要考虑因素，去杠杆需求和维持一个适度的相对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将成为推动货币政策动向的主要因素。
金融环境趋紧
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明显，对于2018年人民币汇率市场的格局变化，管清友认为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是双向宽幅波动，不会有比较剧烈的升值或者贬值。
“2018年人民币汇率应该是总体稳定才有利于中国经济。中国要稳定汇率，包括汇率体制改革的金融改革、特别是金融开放的主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中国自己手里，金融改革开放不等于对外自由，不等于汇率自由和资本项目全部放开。中国应该掂量一下自己金融开放的底气，从而确定开放的方面、力度和节奏。要避免陷入有关国家‘不开放让你立即吃小亏、上当放开后让你吃大亏’的圈套。” 黄少安表示，“吃小亏”往往成为鼓噪“立即放开”人士的理由，看起来很懂行，其实没有历史和战略眼光，“美国为什么以前既高喊商品贸易自由化、又高喊金融自由化，而现在却搞商品贸易保护、只喊金融自由化？”
尹振涛也表示，我们的汇率市场化改革之路已经推进得很快，面临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其实我们升值压力也很大，造成这个问题还是因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美国最近也是出了很多大的动作，包括降税、减税、量化宽松的退出、负利率政策，周边很多国家都是在做一些围绕外汇、国际金融市场的很重大的决策，可能每一条都对中国的外汇、人民币走出去，以及国际金融的新的流动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觉得这点要高度关注。”
在尹振涛看来，2018年的汇率很难预测。“我们真的要高度关注外汇储备情况，高度关注资金流动、流向和流通的情况，以及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化。在谈防范系统性风险或者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时候可能不太会关注到外部影响，但外部因素这两年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与国内本身的金融风险结合到一起，我觉得这个冲击会很大。”
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立场或维持中性偏紧。由于金融监管收紧旨在避免引发系统性风险，金融环境或进一步收紧。
2018年，金融监管还是会维持比较严格、严厉的基本态势，去金融化、去泡沫，强调金融机构的分业经营、统筹监管。管清友说，会加大对于一些公司上市的造假，包括一些业态诈骗的打击力度。
尹振涛认为，金融环境趋紧，它是防风险的重要手段，这几年金融乱象实际上都跟监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监管趋紧围绕的第一点就是防范金融风险。“虽然说金融趋紧是必然的，但是要注意紧在什么领域，主要是紧在我们之前过度创新、过度混业的领域，而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三大攻坚战的这些领域，对它的监管，肯定不是趋紧，而是更加支持。”
对此，黄少安持相同观点，“金融环境关键不是总量上的趋紧趋松问题，而是结构性调整问题，是金融环境净化问题。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质量的金融要增加供给，无意义或有害的金融要清除”。
2018年，国家在市场监管、准入、退出机制方面将有新的动作。随着“三去”金融政策基调的界定，整个市场监管也将围绕去杠杆、去通道、去链条展开。
鑫圣金融研究院院长王默向《经济》记者表示，2018年可能会继续加大力度清理那些没有资质的或者非法的公司，不然整个行业就没法健康发展，还是会维持2017年那样高强度的清理。股市监管还是会继续加紧，更加严格，不管是谁触碰到底线，监管部门都绝不留情面。
房地产结构性分化
中国在对抗高杠杆的战役中已经取得初步成果。金融市场去杠杆还面临什么样的难度？现实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从数据和数字来看，2016年开始做这项工作，2017年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监管机构出政策等方面，都体现出了降金融机构的杠杆、降风险的这些理念，应该说取得了很多成效，但是对于监管政策市场也有个消化和接受的过程。”尹振涛表示，2018年要巩固住2017年的成果。
据丁爽估计，2017年底总体债务占GDP的比例约达270%，同比高出5个基点。企业和家庭部门是2017年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而政府和金融业负债比率趋于平缓。债务增长放缓归功于抑制信贷扩张和名义GDP增长加速。
而下一步继续推进去杠杆难度依然不小。“金融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内造成的，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所以更加具体的说应该是降杠杆，而不是去杠杆，因为离开了杠杆就没有金融，金融的特点就是杠杆。所以金融监管不管怎么降，肯定还要守住两条底线，第一就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二就是要稳重求进，各项改革的举措不可能让你退出来，要根据市场的环境、参与市场的可承受性来选择。”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
黄少安说，金融杠杆的本质是风险，但是杠杆一旦形成，去杠杆本身也有风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去杠杆一方面必须坚决，另一方面必须谨慎、掌握节奏和力度，要避免“硬着陆”。
而房地产行业存在的问题成为去杠杆成败的一个考验。“房地产绑架金融，就是高负债，房地产要是一降温，债务链条就会传导到金融行业。”马晓河说。
2017年，限购、限售、限价和按揭调整等力度空前的楼市紧缩措施导致房价和房地产投资大幅放缓。“尽管如此，从全国来看房价仍持续上涨，尽管涨势放缓。与此同时，住宅库存已连续9个月下降，增大供给短缺的风险。”丁爽预计2018年政府将继续推行房地产紧缩措施以便为长期解决方案的制定及出台争取时间。
“房产税出台前景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调整和投资放缓，使增长目标的达成面临失败风险。”丁爽表示，房产税将增大多套房拥有者的持有成本，有望降低投机需求，房产税出台面临多项阻碍因素，即便能够出台也可能会提供大量减免政策，促使多套房持有者不得不缴税。
对于房价走势，管清友表示，如果政策继续不放松，可能价格还是稳中有降，幅度不会太大，因为现在调控影响到了需求，约束到了需求，同时也影响到了开发投资，很多地产商要减少投资，但库存去得也很快。
在李迅雷看来，2018年房地产市场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很难解决；二是房地产的销售收入增速可能会放缓，这个房地产的流动性问题怎么去解决，怎么防范。
“2018年房地产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或原则应该是：市场基本稳定，既防泡沫破灭又防泡沫吹大，特别防止价格大幅度下降。房地产市场大变动将剧烈影响中国的增长速度、通胀率、金融体系和居民消费。所以，一切打压房价的政策（包括房产税）都要注意力度、节奏和时机。”黄少安说，将来的房地产市场将出现高中低档结构性异向变动。
这种结构性变动体现在一二三线城市的不同走势。“2018年，一线城市的房价还是不会创新高，可能还会略微回调，但是回调的幅度比较有限，最稳健的还是北京，下跌的幅度应该最小，其次可能是广州，深圳和上海应该会走平。二线城市会有一个不错的涨幅，现在应该叫新一线城市，因为资源会向新一线城市迁移，可能会有一些红利，比如西安、长沙、武汉，但是上涨的空间也会比较有限。”王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