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中国宏观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今后经济发展走势如何，宏观上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当前问题在于发展模式转换迟缓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经济总量里处于第十位，当时我国经济总量只有1473亿美元，占世界的1.8%，人均GDP不到200美元。到了201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12.3万亿美元以上，占世界GDP总量15.17%，人均达到8827美元。
 
    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关键是实现了四大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第二个转变是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第三个转变是从依赖国有经济转向坚持公有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第四个转变是从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模式，转向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一句话，就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采取的是投资带动、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方式。
 
    当前的问题是，在原有的发展方式下，中国经济增长在持续回落。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不断下降，先是2010年—2012年，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接着从2012年以后到2018年第四季度是慢下，这种快下变慢下，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曲调”。
 
    经济运行受周期调节才具有活力，向上企业就增加库存，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向下就减少投资，降低库存，压缩生产规模。
 
    这就像人的心脏跳动一样，先向上跳动然后再向下跳动，循环往复，生机勃勃。如果一个人心脏跳动只是一条线不上不下了，你说他还有活力吗？倒是很平稳，却喘不上气来了。经济也一样，如果经济长期处于一条线，并且是一直平稳向下的一条线，这将是很危险的。
 
    另外，在过去7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没有周期的平稳状态，之所以不正常，原因是我们进入新时代以后经济增长缺乏新动能。在新时代里，用传统的办法，一味扩大投资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不灵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增长效应也大大降低了。
 
    从现实看，2010年以来我们采取了几大稳增长的措施，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确实越来越小。
 
    第一，货币发行。2010年我们的货币发行M2是72.585万亿，到了2017年底，全国的M2货币净增加了90多万亿，总量达到167万亿，90多万亿增量，从过去的每增加一个M2可以产生1个GDP，下降到必须发行3.3个单位货币M2才能带来1个GDP，这表明仅靠扩张货币供给推动经济增长，边际效益大大下降。
 
    第二，2014年9月份以来，我们连续搞了507个项目，12大工程包，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大概是7.92万亿，接着2017年又投资2.8万亿的公共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超过2.8万亿，5万多亿加上7.92万亿，加起来超过13万亿，海量投资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率从过去的快下到慢下。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时，上一届政府搞了4万亿投资，用了4个季度把经济增长从6.2%刺激到了12.2%。而这次是13万亿还要多的投资，经济增长却从12.2%降到6.4%，什么原因？关键是需要新动能时候没有新动能，用传统的办法扩张投资，一味地财政刺激和扩张货币，最后经济增长上不去，产能上去了，杠杆率上去了。当前，中国问题出在了发展模式转换迟缓方面。
 
    过去全球自由贸易推进了中国经济发展
 
    从长周期看，中国经济是借助全球自由贸易推动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不到20亿美元，到了2017年利用外资1310亿美元，从1979年-201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21000亿美元以上，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19000亿。外资的进入缓解了中国投资短缺矛盾，外资进入对我们带来了先进制造业，带来了管理创新，带来了技术创新，使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从进出口贸易看，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只有206亿美元，到了2017年4万亿美元，对外贸易依赖度，就是进出口总量占GDP的比重，从9.7%上升到33.6%，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有1/3与进出口贸易有关。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进出口贸易降为零，是什么概念？2018年GDP总量大概9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有30万亿元人民币与进出口贸易有关，一旦国际贸易下滑或者出现波动，中国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极大影响。
 
    从国际环境看，有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贸易环境正在转折性变化。
 
    第一，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情况下，有利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国际环境，发生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发达国家从需求端减少对中国的进口，进而转向购买比中国更具比较优势国家的同类产品。还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利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本国市场，同时高端制造在技术创新上竞争力提高和保护强度增加，对中国发展中高端产业形成“高压”效应在变大。
 
    第二，低收入国家纷纷学习中国模式，学习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验，在中低端制造业形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对中国市场形成了替代压力，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产生的“挤出”效应在不断加大。在国际市场需求紧缩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品供给增加，势必给中国带来的出口挤出效应会突然变大。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与世界最大经济体从过去低成本交易、合作获益，转向摩擦竞争，高成本交易，导致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成本将大大提高。这将使我国出口环境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成改革障碍
 
    当前，在我国遇到外需萎缩、出口风险加大的条件下，我们应该转向国内，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短期内通过需求结构调整推进中国经济增长，长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我国有近14亿人口做支撑，完全有条件做出这种选择。
 
    但是，以下问题使我们的选择遇到了困难：
 
    一方面，从2010年以来，中国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率都在下降。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时，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经济增长快是必然的。但是，当一个国家从中上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时，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经济增长放慢。从经济增长的历史增长曲线分析，投资率是先上后下，消费率是先下后上。当前中国正处于这个节点上，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按道理投资率应该下降，消费率上升，经济增长放慢。但是，近几年来，我国投资增长率不断下降，消费增长率也在持续下降。投资率下降是必然的，因为公共投资经过几十年的高增长，投资空间在变小，投资边际效率下降。
 
    有人说，我国消费率不是大幅度上升了吗？真相是，在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双双下降过程中，由于投资增长率下降快于消费增长率，才是消费在GDP中的结构比例明显上升，而不是消费增长率加快引起的。为什么？体制出现问题了。
 
    比如，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投资，不利于消费。第一，多年来全国各级政府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政府是公共投资主体；第二，企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上升，企业又是生产投资主体。两个主体国民收入占比越来越高，显然有利于增加公共投资和生产投资。但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居民，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当然就不利于消费。
 
    对于不同的消费主体来说，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也会影响消费。把城乡居民按照五等份划分，目前我国居民收入结构是阶层固化、分化，想消费的人钱少，不想消费的人钱多。2000年-2017年，按照五等份法，20%的高收入家庭和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发生了变化，2000年城镇居民跟2017年相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20%的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的3.6倍，2017年扩大到5.62倍，农村居民则扩大了3.01倍，就是说农村差距扩大更大。
 
    这种收入结构对消费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在于，越是中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高，越是高收入人群边际储蓄倾向高。我国的居民收入结构恰恰是，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利于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中低收入群体，而越来越有利于高收入者，但高收入者不消费。再看社会保障，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解决了中低收入者社会保障“有”的问题，但还没解决“高和优”的问题。比如，60岁以上农民每人每月基本养老金只有85元，这无法使他们能过上体面的养老生活。从宏观层面看，我国遇到的现实矛盾是，在需求侧，低收入者没钱消费，中等收入者有钱不敢消费，高收入者不愿意消费。在供给侧，大量制成品产能过剩，有人说这些产能是低端产品、低质量产品，但到商店去看看，电冰箱、洗衣机、电脑、手机，哪个不合格？哪个不优质？就是没人买。关键是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不及时。
 
    2013年以来，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并不是向好的方面转化。2018年与2013年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20%低收入家庭的差距，从10.78倍扩大到10.97倍。绝对额扩大更惊人，2013年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多了43054元，到了2018年多了64200元，这期间增加了21145元。
 
    多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消费增长慢于储蓄增长。2000年到2017年，我国消费从3.9万亿元增加到36.6万亿元，但人民币储蓄却从12.38万亿元增加到164万亿元，目前已经超过180万亿元，储蓄增长快于消费4.8倍以上。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高收入阶层不消费，存钱；第二，中等收入者有点钱不敢消费，存钱；第三个，大量的国有企业也存钱。最后导致我们储蓄增长快。储蓄从中长期是要变为投资进而转换成产能的。
 
    第二方面，从供给侧看，实体经济发展处于低谷阶段。
 
    第一，在制造业领域，中低端产业投资拥挤，产能过剩，中高端技术门槛高，体制制约，进不去。
 
    第二，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营商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目前国务院实行“放管服”是正确的，在现实经营活动中，我国企业营商环境还需要继续改善，审批多、许可发放多、税费多，影响企业发展。欧盟曾对中国做过调查，当前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条例，影响投资者进入市场的各种法规条例就有1800多条。近几年，有的地方政府还比过去增加了对企业管控的条例。
 
    第三，民间创新缺乏动力。一般来说，创新分为两种，国家创新和民间创新，当前中国最缺乏的是民间创新。中国产业要迈向中高端，最大问题就是创新。这两年中国进步最大的是国家集中式创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既要靠推，又要靠拉，推拉结合。拉靠集中创新，国家通过在关键环节、重要领域创新把产业结构水平向上拉；推是靠民间创新，民间创新是众多企业极力创新推进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多年来，我国创新的拉力强、推力不够。为什么？因为我国体制结构适应于国家式创新，不适应民间创新。民间创新需要3个基本条件，都需要通过改革加以完善。
 
    其一，市场主体创新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市场自由需要减少审批和行政许可发放，现有体制还达不到。
 
    其二，市场主体创新需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需要不断减少买方、卖方垄断，而我国买方、卖方垄断太多。我国的生产要素包括水、电、路、气、网、房，价格都高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更高于发达国家。垄断抬高了要素成本价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升高。
 
    其三，创新需要无边界。创新者在中国边界限制太多，查找个科技文献资料都上不了国际网站。
 
    此外，实体经济融资难、成本高。举个例子，2017年，A股上市企业将近3500家，总盈利3.3万亿，其中26家银行企业当年净利润1.39万亿，其他的3470多家企业平均每家企业盈利只有5.5万元，如果把3470多家企业中那些垄断性行业扣除掉，其他企业几乎赚不了钱。
 
    2012年以来，我国居民买房还利息、企业贷款还利息总量已经连续多年大于GDP增量。比如2018年预测金融机构利息11.2万亿元，当年GDP增加大概是7.96万亿元，如此高的利息、如此低的利润，制造业、实体经济能发展吗？
 
    第三方面，体制改革出现了结构性矛盾。
 
    我国体制改革目前遇到几个问题：一是经济体制内部的部门之间出现了相互掣肘，改革的效用相互抵消。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行政体制改革出现了不协调。社会行政体制改革严重影响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例如，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文化体制，都受到影响。三是对内开放已经适应不了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如果对内不开放或者开放缓慢，都将会严重影响对外开放。所以现在看，对内、对外开放已经融为一体，越来越需要对内开放。
 
    对改革开放和宏观政策的3点建议
 
    面对国内外变化，下一步我国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安排？有3点建议：
 
    第一，对外应该实行更高层次的开放。一是不对抗，不争做老大，要与美国寻求更大的合作和共赢方案。二是改革自己，一定要适应全球化，改革不适应自由贸易的体制，加快国企改革，取消产业补贴。出口退税完全可以取消。然后适当时机全面降低关税，强调不强制实行技术转让。三是要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赶快进行多边、单边的“三零协议”谈判进程。四是开展务实外交，少说多做。特别是对外、对内，意识形态宣传要适度，要理性，要淡化中国特色，不刻意输出中国模式。
 
    第二，对内实行真改革、真开放。一是平等保护国有、民营产权，不搞歧视。民营产权、国有产权都一样，都是自家人，应该在法律上一视同仁。二是继续减少审批，减少行政许可发放，减少3种垄断。我国的垄断太多，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市场垄断，都要反对。三是要真正实行大幅度减税降税，降低增值税率至少应该在5点以上才算大幅度。不但要降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上也要减。四是实行所有企业当年的研发费实行加计扣除所得税，凡是当年所有企业，只要你用于研发的投入，都实行加计加倍扣除。五是最大幅度降低中产负担。这次个人所得税中有几个扣除是对的，但我觉得还不够，比如说能不能对中产阶层的首套房实行免息贷款20年，只要第一套房贷款免息20年，还款额每年抵扣所得税。同时要大幅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标准。现在基本养老保险一个月85元不够用，能不能每个月给他200元，老两口每人200元，加起来400元，400元在偏远地区过一个基本有尊严的养老生活，农村有1个亿多老人，每人每月200元，一年2400亿元，还不如奥运会投资3000亿元多。
 
    第三，支持民间创新，打造六个公共服务平台，让创新者共享：第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第二，科学仪器设备服务平台；第三，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第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第五，投融资服务平台；第六，科技信息服务平台。这些平台任何企业创新均可以使用。不要搞选择性政策，一定要搞公共性功能政策，谁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