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废污染防治期待法律修订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固体废物（以下简称“固废”）的产生量也在急剧增长。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产生固废超过100亿吨，历年堆存的工业固废总量达600亿-700亿吨。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复杂程度上，我国的固废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也大大增加了治理难度。
固废按来源大致可分为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三种。此外，还有农业固废、建筑废料及弃土。作为当今社会的四大污染之一，没有经过妥善收集、利用和处理的固废会对大气环境、地下水源、土壤和农作物造成严重污染，甚至影响人体健康，固废污染防治刻不容缓。
“清废行动”进行时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一直以来，固废污染防治都是环境治理中的难点，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既然产生是无可避免的，那么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才是重中之重。
据悉，生态环境部于5月9日至6月底启动了“打击固废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即“清废行动2018”。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固废倾倒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核实发现，一些建筑垃圾、一般工业固废、生活垃圾等存在随意倾倒或堆放的现象，其中涉及建筑垃圾339个，一般工业固废253个，生活垃圾164个，危险废物58 个，以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为主的混合类345个，砂石、渣土等其他类149个。生态环境部要求相关地方举一反三，对固废非法倾倒和堆存点再次全面排查整治。
这次行动在固废领域掀起一轮治理浪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欢政认为，“清废行动2018”抓住了污染防治的根本。他告诉《经济》记者：“固废污染相当于环境污染的源头，与土壤、水、大气污染密切相关。比如化工厂排放废酸、废碱造成水污染，重金属、有机物造成土壤污染，焚烧固废造成的空气污染，都与固废处理不当有关联。如果能持续地把固废污染问题解决了，将会是环境开始好转的转折点。”
对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废研究所原所长、首席研究员王琪对《经济》记者表示，“清废行动2018”只是一种应急行动，不能有效地解决固废污染问题。杜欢政也补充说，真正做到固废无害化处理光靠一次行动是不能达成的，还要靠固废处理产业的升级和各地政府的长期治理。“但是这次行动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是一个好的开端。”
为减少固废污染，2018年各地政府也展开了行动。记者从中国环保在线得知，北京市以垃圾分类为突破口，逐步解决固废处理难题。上海市重点解决当前面临的固废处置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基本建成系统完善的固废分类收运、处置和循环利用体系。湖南省将固废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政府和部门年度考核内容。广东省拟通过立法对垃圾分类制度重新设计。安徽省开展为期半年的固废专项整治。浙江省进一步加强固废处置监管，并出台了《关于加强固废处置监管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无论是将固废污染防治纳入政府年度考核，还是开展固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均在努力推动固废污染防治向前迈进。
《固废法》开启修订模式
在各地固废污染防治取得了积极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的问题。
北京中源创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鲁明告诉《经济》记者，全国有处理资质的固废处理企业达到上千家。虽然政府严格把控，但总会存在漏洞。部分有处理固废资质的企业超范围处理工业固废垃圾，甚至一些企业打“擦边球”，无相关证件也处理固废垃圾等。他还透露，之前有一些小规模的固废处理企业专门回收厨余垃圾，用来提炼地沟油。
《经济》记者从一位建筑行业的施工人员处得知，建筑垃圾多为砖瓦和混凝土，一般有利用价值的就回炉重造，剩下的填埋或者焚烧。如果有企业来回收，就交由他们处理，并不会考虑他们是否有处理资质。
对此，杜欢政表示：“部分企业为了控制成本会将固废随意堆放，或者转让给收费较低的固废处理企业。”王琪表示，一些固废产生者认为自己出钱把固废转移给别人就没有责任了，这种情况很常见，也反映出在法律制定上还存在不足。
相较于水处理和大气污染防治，我国固废处理起步较晚，管理水平比较低，相应的法律、法规仍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王琪认为，当前《固废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对固废的定位不准确，与国际的做法有偏差。我们只是把它作为污染物来对待，主要目标是对其进行防治，而国际上通行的固废管理主要目标是资源保护和资源再生。
第二，对固废的污染防治采用的“三化”原则，即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资源化”与“无害化”不能并列，它们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技术上也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无害化应该体现在固废从产生到处置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末端处置的无害化。
第三，对造成污染的责任人的划分不明确，没有建立固废产生者责任制。当出现了非法固废转移、倾倒事件时，监管者往往追究的是倾倒者和运输者，并认为他们是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人，与产生者似乎没什么关系。而国际上通行的是产生者责任制，产生者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即便是处置者处理不当造成了环境污染，比如，司机在运输途中倾倒了固废，产生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他没有去考察委托的这家企业是否有处理能力。”
杜欢政表示，目前国家已经实现了对危险废物的全程监管，但是一般的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还缺少有序处理的机制，其中有市场、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合法处理，一旦市场价值为零，就会被胡乱丢弃。
全面监管很难落实，环保部门的监管方式更像是“猫捉老鼠”，而且有时候监管越严苛，越刺激违法市场。王琪建议：“从长久来说，应建立以固废产生者责任制为基础的管理制度，强化企业自律意识，在此基础上完善固废无害化处置的管理过程。”
他补充说，我们应根据固废管理本身的规律，结合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机制。“目前我国固废大部分管理制度、法规参考国外的做法，比如危险废物的鉴别标准、经营许可证制度等。如何把国外成熟的经验应用在中国，然后建立自己的固废管理制度，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张业遂指出，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盯环保工作，修改《固废法》。
固废资源化前景广阔
我国每年要产生上百亿吨的固废，实现固废资源循环化对发展循环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
固废回收站
鲁明告诉记者，当前固废处理技术基本可以满足市场需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垃圾可以就地资源化处置。他举例说：“大学食堂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厨余垃圾，以前交由环卫部门或城管局处理，不是填埋就是焚烧。现在学校可放置一台处理设备，通过技术缩短垃圾的发酵时间，使它加速成为有机肥料，将之用于学校园林的绿化。”
但是，固废资源再生是有成本的，现在很多固废的资源再生，包括垃圾的分类、回收等很难推行，因为没人愿意承担这些成本。鲁明也表示，他们的业务多与政府合作，更像是公益事业。
对于目前固废资源循环化遇到的问题，王琪认为有两方面：“一方面，大家对它的定义过于狭窄，只把它作为产品进入社会循环利用；另一方面，我们总是强调它在社会中体现的价值，其实更应该考虑怎样做到生态循环，让固废资源回归环境，变成土壤、有机肥料等。”
为了更好地推进固废进行资源化回收利用，杜欢政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建立全国固废高级统计体系。在对我国的产业体系能产生多少固废，什么种类的固废，分布在哪个地区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根本没办法展开治理。第二，建立一套固废跟踪体系和责任分担体系，包括从产生到处理的所有环节。第三，建立一套固废信息共享系统，让“你的废料成为我的原料”，促使固废资源化利用。第四，提出解决固废的技术路线方案，增加研发的投入并出台一些税收减免政策。将固废资源化利用是有成本的，要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使其更好的发展。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循环发展引领行动》。该行动与各地园区密切相关，明确提出指标要求：到2020年，75%的国家级园区和50%的省级园区开展循环化改造。这个方案将对未来园区发展和招商引资有重要影响，一些不合规的企业将被限制进入园区。
对此，杜欢政表示，国家正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进入园区以后工业企业要进行一个循环化改造，这是解决固废问题的一个体制性举措。加强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全面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他建议，工业企业都能进入到园区，实现企业循环式生产、园区循环式发展、产业循环式组合。
绿色生活从垃圾分类开始
固废污染防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需要环保、执法等相关部门不断推进工作，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据《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固废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在城市生活垃圾方面，2016年，我国214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18850.5万吨，不少城市面临着“垃圾围城”的难题。如何实现垃圾的最大化利用？首先要做到垃圾分类。
遗憾的是，我国垃圾分类一直处于一种尴尬局面。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小区的楼栋间或者拐角处安放着一排垃圾桶，里面的垃圾种类五花八门，有的桶口还挂着残羹剩饭，完全看不出有分类迹象，甚至有的小区里面并没有设置专门放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的垃圾桶。虽然垃圾分类在我国已推行了17年，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2016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同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要求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住建部等部门确定的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强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正式步入了强制时代后，虽然形成一定的震慑效应，但《方案》明确垃圾分类的强制对象主要针对试点城市的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文化等事业单位及一些公共场所管理等单位企业，在具体实施中的难点是如何转变居民意识。
怎样解决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强的问题呢？鲁明表示，可以通过“互联网+垃圾分类”的方式解决。“居民在手机中安装垃圾分类平台应用，在垃圾袋智能发放机上通过手机扫码，领取带有二维码的分类垃圾袋。居民只需把废品按照有害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厨房垃圾、可回收垃圾分类装好，投放到小区的垃圾桶中，通过追踪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居民的投放情况。”
这种新的模式在北京、江苏、四川、浙江等多个省市都有使用。2014年，北京市推出了“垃圾智能分类”项目，居民可在智慧厨余垃圾桶或再生资源回收柜扫描二维码，领取垃圾智慧分类使用包，然后在家中将垃圾分类打包，贴上使用包里配备的二维码，投入到回收柜中即可。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改变居民混装垃圾的生活习惯。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推行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在源头上减少固废的数量。只有为生态环境减负，才能守卫我们共同的生存空间。
固废按来源大致可分为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三种。此外，还有农业固废、建筑废料及弃土。作为当今社会的四大污染之一，没有经过妥善收集、利用和处理的固废会对大气环境、地下水源、土壤和农作物造成严重污染，甚至影响人体健康，固废污染防治刻不容缓。
“清废行动”进行时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一直以来，固废污染防治都是环境治理中的难点，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既然产生是无可避免的，那么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才是重中之重。
据悉，生态环境部于5月9日至6月底启动了“打击固废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即“清废行动2018”。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固废倾倒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核实发现，一些建筑垃圾、一般工业固废、生活垃圾等存在随意倾倒或堆放的现象，其中涉及建筑垃圾339个，一般工业固废253个，生活垃圾164个，危险废物58 个，以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为主的混合类345个，砂石、渣土等其他类149个。生态环境部要求相关地方举一反三，对固废非法倾倒和堆存点再次全面排查整治。
这次行动在固废领域掀起一轮治理浪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欢政认为，“清废行动2018”抓住了污染防治的根本。他告诉《经济》记者：“固废污染相当于环境污染的源头，与土壤、水、大气污染密切相关。比如化工厂排放废酸、废碱造成水污染，重金属、有机物造成土壤污染，焚烧固废造成的空气污染，都与固废处理不当有关联。如果能持续地把固废污染问题解决了，将会是环境开始好转的转折点。”
对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废研究所原所长、首席研究员王琪对《经济》记者表示，“清废行动2018”只是一种应急行动，不能有效地解决固废污染问题。杜欢政也补充说，真正做到固废无害化处理光靠一次行动是不能达成的，还要靠固废处理产业的升级和各地政府的长期治理。“但是这次行动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是一个好的开端。”
为减少固废污染，2018年各地政府也展开了行动。记者从中国环保在线得知，北京市以垃圾分类为突破口，逐步解决固废处理难题。上海市重点解决当前面临的固废处置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基本建成系统完善的固废分类收运、处置和循环利用体系。湖南省将固废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政府和部门年度考核内容。广东省拟通过立法对垃圾分类制度重新设计。安徽省开展为期半年的固废专项整治。浙江省进一步加强固废处置监管，并出台了《关于加强固废处置监管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无论是将固废污染防治纳入政府年度考核，还是开展固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均在努力推动固废污染防治向前迈进。
《固废法》开启修订模式
在各地固废污染防治取得了积极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的问题。
北京中源创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鲁明告诉《经济》记者，全国有处理资质的固废处理企业达到上千家。虽然政府严格把控，但总会存在漏洞。部分有处理固废资质的企业超范围处理工业固废垃圾，甚至一些企业打“擦边球”，无相关证件也处理固废垃圾等。他还透露，之前有一些小规模的固废处理企业专门回收厨余垃圾，用来提炼地沟油。
《经济》记者从一位建筑行业的施工人员处得知，建筑垃圾多为砖瓦和混凝土，一般有利用价值的就回炉重造，剩下的填埋或者焚烧。如果有企业来回收，就交由他们处理，并不会考虑他们是否有处理资质。
对此，杜欢政表示：“部分企业为了控制成本会将固废随意堆放，或者转让给收费较低的固废处理企业。”王琪表示，一些固废产生者认为自己出钱把固废转移给别人就没有责任了，这种情况很常见，也反映出在法律制定上还存在不足。
相较于水处理和大气污染防治，我国固废处理起步较晚，管理水平比较低，相应的法律、法规仍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王琪认为，当前《固废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对固废的定位不准确，与国际的做法有偏差。我们只是把它作为污染物来对待，主要目标是对其进行防治，而国际上通行的固废管理主要目标是资源保护和资源再生。
第二，对固废的污染防治采用的“三化”原则，即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资源化”与“无害化”不能并列，它们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技术上也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无害化应该体现在固废从产生到处置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末端处置的无害化。
第三，对造成污染的责任人的划分不明确，没有建立固废产生者责任制。当出现了非法固废转移、倾倒事件时，监管者往往追究的是倾倒者和运输者，并认为他们是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人，与产生者似乎没什么关系。而国际上通行的是产生者责任制，产生者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即便是处置者处理不当造成了环境污染，比如，司机在运输途中倾倒了固废，产生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他没有去考察委托的这家企业是否有处理能力。”
杜欢政表示，目前国家已经实现了对危险废物的全程监管，但是一般的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还缺少有序处理的机制，其中有市场、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合法处理，一旦市场价值为零，就会被胡乱丢弃。
全面监管很难落实，环保部门的监管方式更像是“猫捉老鼠”，而且有时候监管越严苛，越刺激违法市场。王琪建议：“从长久来说，应建立以固废产生者责任制为基础的管理制度，强化企业自律意识，在此基础上完善固废无害化处置的管理过程。”
他补充说，我们应根据固废管理本身的规律，结合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机制。“目前我国固废大部分管理制度、法规参考国外的做法，比如危险废物的鉴别标准、经营许可证制度等。如何把国外成熟的经验应用在中国，然后建立自己的固废管理制度，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张业遂指出，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盯环保工作，修改《固废法》。
固废资源化前景广阔
我国每年要产生上百亿吨的固废，实现固废资源循环化对发展循环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
固废回收站
鲁明告诉记者，当前固废处理技术基本可以满足市场需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垃圾可以就地资源化处置。他举例说：“大学食堂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厨余垃圾，以前交由环卫部门或城管局处理，不是填埋就是焚烧。现在学校可放置一台处理设备，通过技术缩短垃圾的发酵时间，使它加速成为有机肥料，将之用于学校园林的绿化。”
但是，固废资源再生是有成本的，现在很多固废的资源再生，包括垃圾的分类、回收等很难推行，因为没人愿意承担这些成本。鲁明也表示，他们的业务多与政府合作，更像是公益事业。
对于目前固废资源循环化遇到的问题，王琪认为有两方面：“一方面，大家对它的定义过于狭窄，只把它作为产品进入社会循环利用；另一方面，我们总是强调它在社会中体现的价值，其实更应该考虑怎样做到生态循环，让固废资源回归环境，变成土壤、有机肥料等。”
为了更好地推进固废进行资源化回收利用，杜欢政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建立全国固废高级统计体系。在对我国的产业体系能产生多少固废，什么种类的固废，分布在哪个地区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根本没办法展开治理。第二，建立一套固废跟踪体系和责任分担体系，包括从产生到处理的所有环节。第三，建立一套固废信息共享系统，让“你的废料成为我的原料”，促使固废资源化利用。第四，提出解决固废的技术路线方案，增加研发的投入并出台一些税收减免政策。将固废资源化利用是有成本的，要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使其更好的发展。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循环发展引领行动》。该行动与各地园区密切相关，明确提出指标要求：到2020年，75%的国家级园区和50%的省级园区开展循环化改造。这个方案将对未来园区发展和招商引资有重要影响，一些不合规的企业将被限制进入园区。
对此，杜欢政表示，国家正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进入园区以后工业企业要进行一个循环化改造，这是解决固废问题的一个体制性举措。加强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全面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他建议，工业企业都能进入到园区，实现企业循环式生产、园区循环式发展、产业循环式组合。
绿色生活从垃圾分类开始
固废污染防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需要环保、执法等相关部门不断推进工作，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据《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固废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在城市生活垃圾方面，2016年，我国214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18850.5万吨，不少城市面临着“垃圾围城”的难题。如何实现垃圾的最大化利用？首先要做到垃圾分类。
遗憾的是，我国垃圾分类一直处于一种尴尬局面。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小区的楼栋间或者拐角处安放着一排垃圾桶，里面的垃圾种类五花八门，有的桶口还挂着残羹剩饭，完全看不出有分类迹象，甚至有的小区里面并没有设置专门放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的垃圾桶。虽然垃圾分类在我国已推行了17年，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2016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同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要求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住建部等部门确定的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强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正式步入了强制时代后，虽然形成一定的震慑效应，但《方案》明确垃圾分类的强制对象主要针对试点城市的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文化等事业单位及一些公共场所管理等单位企业，在具体实施中的难点是如何转变居民意识。
怎样解决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强的问题呢？鲁明表示，可以通过“互联网+垃圾分类”的方式解决。“居民在手机中安装垃圾分类平台应用，在垃圾袋智能发放机上通过手机扫码，领取带有二维码的分类垃圾袋。居民只需把废品按照有害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厨房垃圾、可回收垃圾分类装好，投放到小区的垃圾桶中，通过追踪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居民的投放情况。”
这种新的模式在北京、江苏、四川、浙江等多个省市都有使用。2014年，北京市推出了“垃圾智能分类”项目，居民可在智慧厨余垃圾桶或再生资源回收柜扫描二维码，领取垃圾智慧分类使用包，然后在家中将垃圾分类打包，贴上使用包里配备的二维码，投入到回收柜中即可。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改变居民混装垃圾的生活习惯。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推行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在源头上减少固废的数量。只有为生态环境减负，才能守卫我们共同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