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危机也是一种指引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金融危机的扩张必然影响世界经济。尽管现在回头看，亚洲所受冲击相对较小，该地区主要经济体仍然在2008年迅速感受到“伤痛”：依赖出口的日本很快宣布本国经济陷入衰退；印度工业订单迅速缩减；加入WTO多年的中国，实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进口下降；而与中国市场密切关联的东盟与韩国，其实体经济也因出口大幅削减而疲软。
来自危机的警告
提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亚洲的影响，不得不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跳崖贬值。随后，风暴扫过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等，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紧随而来。
“当时，亚洲很多国家就发现，外汇储备太少不行。因为危机让他们清楚，原来跟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钱这么困难。靠人不如靠自己，家中有粮心中才会不慌。亚洲金融风暴后，这些国家重点储备外汇，发展并完善金融系统。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当你的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与别人高度一致时，只要别人出问题，十有八九你也跑不了。”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这样对《经济》记者分析。
1998年至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这段时期，亚洲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他们普遍经历了以下成长阶段：本币印得多，有泡沫，尤其是房地产和股市；外来投资也多，实体经济同时发展，整体看不错。只是等到危机传导过来以后，繁荣经济中包含泡沫的部分迅速遭遇打击。
亚洲地区的金融产品、衍生品与美国、欧洲国家的非常相似，因而危机传导速度也快。另外，当欧美国家发现自身金融状况恶化后，开始实施大规模海外撤资。面对海外资金的“班师回朝”，亚洲国家又很快迎接危机带来的第二波冲击。
“大家从这场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很多。这些教训甚至在危机以后发展成机遇和某种引导。如果说坏事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就是这些了。”梁海明如此强调。
从亚洲金融风暴到世界经济危机，亚洲国家开始明白，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非常不安全。2008年以后，美元和欧元不再是该地区各国外汇储备的唯一选择，黄金、人民币和日元逐渐受到欢迎。
危机到来时，一个经济体的力量不足以抵抗，多国合作的效果就好很多。因此，亚洲地区重新认识到，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很靠谱；尤其在“币值稳定”这一问题上，中国不会借助本币优势操纵国际市场。2008年后，一些亚洲国家开始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方式是合作。为什么？同为一个地区的国家，相互之间的了解比较透彻。有些亚洲国家可能希望与欧美保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但在梁海明看来，“一损俱损”还好说，“一荣俱荣”对于欧美来说比较难。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大陆板块，亚洲需要从内部加强合作，无论金融还是其他。
梁海明还告诉记者，正是因为2008年危机的蔓延，亚洲地区才成立了“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为地区金融稳定和互联互通准备条件。
他说：“目前，金融环节仍然是亚洲地区的薄弱之处，随着该地区的持续发展，区域性银行会逐步崛起，区域间的金融活动也会越来越多。亚洲各国除了在原有贸易金融、跨境银团贷款、保险理财业务、反金融诈骗犯罪和高端金融业务教育培训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外，还可以做更多，比如在新兴科技、创新产业和互联网金融、数字化等领域的协作。中国可以借助亚洲金融合作协会这个平台，主动推进跨文化客户的金融管理，构建亚洲国家的金融数据库，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增强亚洲金融的话语权、影响力。”
东亚与东盟：有效的结构性改革
2008年以后的十年间，亚洲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改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改革大到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性调整，小到房地产的具体措施。
十年间，美国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就是两个字——“放水”，给市场注入流动性从而刺激整个经济，同时提振消费市场，增加政府对市场的投资。亚洲国家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这十年中，日本整体跟随了美国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无上限、无期限地提供流动性，力度之大，史无前例。尽管美国在前两年开始货币紧缩政策，日本也没有结束刺激政策。东盟国家采取措施的程度可能弱一些，但情况也类似。”姜跃春如此分析。
危机还令东亚国家意识到一个新问题：自身产业结构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如果不进行转型升级，经济的良性运转或将无以为继。所以，在亚洲，东亚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比较明显，也比较成功。
“以中国为例，我们近些年在把一些基础设施产业转向国外，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打通其他国家的市场。实际上这是产业循环的必然，也是世界经济产业链不断循环的选择。还有日本，做得很成功。日本对上个世纪最有核心竞争力的家电行业进行了转型升级。以前，B2C（Business-to-Customer）是日本主要的经营模式，就是企业生产商品然后卖给消费者。现在主要是B2B（Business-to-Business），本土企业主要生产中间产品，将核心零部件作为追求目标，其他的生产线，不是大幅度削减就是放弃。为什么？因为对拥有核心技术的中间产品的追求，不仅有助于抢占国际市场，还有助于研发与创新。”姜跃春这样告诉记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则对《经济》记者表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产业升级上取得成效，与其对金融业务的审慎监管不无关系。
他表示，“2008年危机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上，其对金融业的冲击比较间接。因为在2005年前后，日本政府就非常严肃地处理了很多不良债权，进一步加强了金融监管。这个国家对外不说，但其实他们对金融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管控，一丝一毫也没放松过。另外，直到现在，日本政府也在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创造条件，减税或者贬值日元”。这就为结构性调整腾出了时间和精力。
避免房地产过热也是诸多改革措施中的一部分，毕竟2008年危机最初的起点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贷款问题。
过去十年中，中国房地产行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堪称前所未有。它在发展上体现出的跳跃性，有时令大众感到疑惑。也正因此，中国政府近两年加强了对该产业的控制力度；日本和东盟国家与中国有类似的体会，在监控房地产市场方面毫不落后，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同时出现的领域。
南亚：仍高度依赖外资
2008年以前，南亚（主要国家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从2002年开始，巴基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长期保持5%的水平，印度更高，8%。2008年以后，情况急转直下。
“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贸易赤字很高。一旦外部经济环境不好，外资流入减少，这两个国家就不得不对货币加以贬值，因而金融动荡在所难免。当时，巴基斯坦的债务太高，以至于不得不请求IMF的救援，同时在内部实施紧缩政策，减少财政开支。印度好一些，它拥有巨大的内部市场，到2010年，经济整体才恢复过来。不过，这种‘恢复’通过加大支出、继续借债获得，模式很不稳定。2013年，印度终于再次出现金融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
2013年，欧债危机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再加上美国的加息预期，外资为逃避风险大量流出新兴市场，印度首当其冲。2013年8月中旬，印度卢比“一夜跌回解放前”，兑美元一度低至1∶64，成为年度表现最差货币之一。
刘小雪指出：“南亚国家的经济特点决定了他们对来自外部的危机比较没辙。他们制造业不发达，基本消费品和工业制品都需要进口，本身也不是能源大国，国民储蓄不足，国际收支也比较脆弱。作为发展中国家，南亚经济体又需要大量外资以促进本国发展。提到改革，他们能做出的制度性建设比较少，主要还是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本国吸引海外资金的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自1991年以来，印度服务贸易长期高速发展，规模大、增速快、顺差可观，堪称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史上的亮点。印度软件服务业一枝独秀，在全球软件服务出口中排名第一，通讯等其他商业服务亦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力促中日韩经贸合作
尽管有关下一场危机的讨论早就出现，实际上，对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时间，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结论。
“现在基本上有两个看法。一种认为，世界经济并没有真正从危机中恢复，既然没有恢复，也就无所谓下一场危机了。另一种看法认为，2009年下半年美国股市逐渐稳定，标志着危机结束，但其影响远未结束。对于亚洲地区来说，与其提前预测危机，不如着手做更重要的事情，即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推进整个地区的发展，提升其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张季风如此强调。
仅从经贸角度讨论，亚洲地区的一体化水平的确存在很大进步空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周伟萍告诉《经济》记者，亚洲经济一体化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中缺憾也很明显。
“我们谈亚洲自贸区，最常说的总是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或者东盟+X。实际上，对整个亚洲、亚太地区或者东北亚而言，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总是举足轻重，但三国之间目前没有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中日韩之间能够成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就可以迈进一大步。不管日本在政治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有多高，它都要在经济上寻找本国出路。而按照美国政府目前的行事风范，尤其是其在对外贸易上的表现，韩国也有充分的理由主动加深同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倡导‘亚洲命运共同体’，自然希望三方在自贸区上有所建树。在东北亚地区，艰难时刻有人可以力挽狂澜的局面很少见，如果中日韩自贸区建成，或许情况会完全不一样。”
2018年5月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表示，亚洲国家数量众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日韩发展走在亚洲前列，应集聚三方优势，通过“中日韩+X”模式，在产能合作、减贫、灾害管理、节能环保等领域实施联合项目，发挥三方在装备、技术、资金、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各自优势，共同开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场，带动和促进本地区国家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中日双方应结合各自经济发展需要，加强重点领域的合作。据悉，两国已就尽早签署本币互换协议达成原则共识，且中方同意给予日方20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支持日本金融机构积极通过RQFII投资中国资本市场。
“中日此次会谈，氛围很好，成果明显。这是一种信号，也很可能成为一个转机。相对来说，韩国的态度没有日本这么积极，这个国家一向如此，他们的利己主义倾向十分明显，只想跟着分享好处，不打算主动做些什么。”周伟萍这样透露。
她还强调，提到亚太地区或者东北亚地区的发展，不能不考虑俄罗斯这一因素。
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欧洲，但从领土上看，该国约有13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处于亚洲，约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三。近年来，中俄在传统能源和军工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高铁项目合作也逐渐成为两国焦点。《中俄高铁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俄高铁合作意向书》分别于2014年、2016年签署，标志着中俄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中迈出了意义深远的步伐。
周伟萍说：“也许中俄合作并不会为中国的GDP增长带来明显改变，因为俄罗斯经济体量小，比不上美国或者欧盟的一些成员国。但是，中俄在经贸领域的全面开花、在军事合作上的密切、在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上的‘亲近’，均让俄罗斯成为中国发展、亚洲发展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链接：
东亚：亚洲东部的简称，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五个国家。
东北亚：即亚洲东北部地区，为东亚所属的二级区域，包括韩国、朝鲜、日本、蒙古国、中国的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的远东联邦管区，即整个环亚太平洋地区。
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成员国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
南亚：区域内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一设想，是2002年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在设想中，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一个由人口超过15亿的大市场构成的三国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内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将被取消，商品等物资流动更加顺畅，区内厂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大市场和收益，消费者则可获得价格更低的商品。中日韩三国的整体经济福利都会有所增加。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目前，谈判已进行了13轮，尚在谈判与探索中。
来自危机的警告
提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亚洲的影响，不得不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跳崖贬值。随后，风暴扫过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等，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紧随而来。
“当时，亚洲很多国家就发现，外汇储备太少不行。因为危机让他们清楚，原来跟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钱这么困难。靠人不如靠自己，家中有粮心中才会不慌。亚洲金融风暴后，这些国家重点储备外汇，发展并完善金融系统。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当你的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与别人高度一致时，只要别人出问题，十有八九你也跑不了。”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这样对《经济》记者分析。
1998年至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这段时期，亚洲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他们普遍经历了以下成长阶段：本币印得多，有泡沫，尤其是房地产和股市；外来投资也多，实体经济同时发展，整体看不错。只是等到危机传导过来以后，繁荣经济中包含泡沫的部分迅速遭遇打击。
亚洲地区的金融产品、衍生品与美国、欧洲国家的非常相似，因而危机传导速度也快。另外，当欧美国家发现自身金融状况恶化后，开始实施大规模海外撤资。面对海外资金的“班师回朝”，亚洲国家又很快迎接危机带来的第二波冲击。
“大家从这场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很多。这些教训甚至在危机以后发展成机遇和某种引导。如果说坏事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就是这些了。”梁海明如此强调。
从亚洲金融风暴到世界经济危机，亚洲国家开始明白，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非常不安全。2008年以后，美元和欧元不再是该地区各国外汇储备的唯一选择，黄金、人民币和日元逐渐受到欢迎。
危机到来时，一个经济体的力量不足以抵抗，多国合作的效果就好很多。因此，亚洲地区重新认识到，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很靠谱；尤其在“币值稳定”这一问题上，中国不会借助本币优势操纵国际市场。2008年后，一些亚洲国家开始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方式是合作。为什么？同为一个地区的国家，相互之间的了解比较透彻。有些亚洲国家可能希望与欧美保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但在梁海明看来，“一损俱损”还好说，“一荣俱荣”对于欧美来说比较难。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大陆板块，亚洲需要从内部加强合作，无论金融还是其他。
梁海明还告诉记者，正是因为2008年危机的蔓延，亚洲地区才成立了“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为地区金融稳定和互联互通准备条件。
他说：“目前，金融环节仍然是亚洲地区的薄弱之处，随着该地区的持续发展，区域性银行会逐步崛起，区域间的金融活动也会越来越多。亚洲各国除了在原有贸易金融、跨境银团贷款、保险理财业务、反金融诈骗犯罪和高端金融业务教育培训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外，还可以做更多，比如在新兴科技、创新产业和互联网金融、数字化等领域的协作。中国可以借助亚洲金融合作协会这个平台，主动推进跨文化客户的金融管理，构建亚洲国家的金融数据库，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增强亚洲金融的话语权、影响力。”
东亚与东盟：有效的结构性改革
2008年以后的十年间，亚洲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改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改革大到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性调整，小到房地产的具体措施。
十年间，美国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就是两个字——“放水”，给市场注入流动性从而刺激整个经济，同时提振消费市场，增加政府对市场的投资。亚洲国家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这十年中，日本整体跟随了美国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无上限、无期限地提供流动性，力度之大，史无前例。尽管美国在前两年开始货币紧缩政策，日本也没有结束刺激政策。东盟国家采取措施的程度可能弱一些，但情况也类似。”姜跃春如此分析。
危机还令东亚国家意识到一个新问题：自身产业结构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如果不进行转型升级，经济的良性运转或将无以为继。所以，在亚洲，东亚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比较明显，也比较成功。
“以中国为例，我们近些年在把一些基础设施产业转向国外，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打通其他国家的市场。实际上这是产业循环的必然，也是世界经济产业链不断循环的选择。还有日本，做得很成功。日本对上个世纪最有核心竞争力的家电行业进行了转型升级。以前，B2C（Business-to-Customer）是日本主要的经营模式，就是企业生产商品然后卖给消费者。现在主要是B2B（Business-to-Business），本土企业主要生产中间产品，将核心零部件作为追求目标，其他的生产线，不是大幅度削减就是放弃。为什么？因为对拥有核心技术的中间产品的追求，不仅有助于抢占国际市场，还有助于研发与创新。”姜跃春这样告诉记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则对《经济》记者表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产业升级上取得成效，与其对金融业务的审慎监管不无关系。
他表示，“2008年危机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上，其对金融业的冲击比较间接。因为在2005年前后，日本政府就非常严肃地处理了很多不良债权，进一步加强了金融监管。这个国家对外不说，但其实他们对金融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管控，一丝一毫也没放松过。另外，直到现在，日本政府也在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创造条件，减税或者贬值日元”。这就为结构性调整腾出了时间和精力。
避免房地产过热也是诸多改革措施中的一部分，毕竟2008年危机最初的起点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贷款问题。
过去十年中，中国房地产行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堪称前所未有。它在发展上体现出的跳跃性，有时令大众感到疑惑。也正因此，中国政府近两年加强了对该产业的控制力度；日本和东盟国家与中国有类似的体会，在监控房地产市场方面毫不落后，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同时出现的领域。
南亚：仍高度依赖外资
2008年以前，南亚（主要国家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从2002年开始，巴基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长期保持5%的水平，印度更高，8%。2008年以后，情况急转直下。
“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贸易赤字很高。一旦外部经济环境不好，外资流入减少，这两个国家就不得不对货币加以贬值，因而金融动荡在所难免。当时，巴基斯坦的债务太高，以至于不得不请求IMF的救援，同时在内部实施紧缩政策，减少财政开支。印度好一些，它拥有巨大的内部市场，到2010年，经济整体才恢复过来。不过，这种‘恢复’通过加大支出、继续借债获得，模式很不稳定。2013年，印度终于再次出现金融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
2013年，欧债危机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再加上美国的加息预期，外资为逃避风险大量流出新兴市场，印度首当其冲。2013年8月中旬，印度卢比“一夜跌回解放前”，兑美元一度低至1∶64，成为年度表现最差货币之一。
刘小雪指出：“南亚国家的经济特点决定了他们对来自外部的危机比较没辙。他们制造业不发达，基本消费品和工业制品都需要进口，本身也不是能源大国，国民储蓄不足，国际收支也比较脆弱。作为发展中国家，南亚经济体又需要大量外资以促进本国发展。提到改革，他们能做出的制度性建设比较少，主要还是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本国吸引海外资金的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自1991年以来，印度服务贸易长期高速发展，规模大、增速快、顺差可观，堪称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史上的亮点。印度软件服务业一枝独秀，在全球软件服务出口中排名第一，通讯等其他商业服务亦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力促中日韩经贸合作
尽管有关下一场危机的讨论早就出现，实际上，对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时间，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结论。
“现在基本上有两个看法。一种认为，世界经济并没有真正从危机中恢复，既然没有恢复，也就无所谓下一场危机了。另一种看法认为，2009年下半年美国股市逐渐稳定，标志着危机结束，但其影响远未结束。对于亚洲地区来说，与其提前预测危机，不如着手做更重要的事情，即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推进整个地区的发展，提升其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张季风如此强调。
仅从经贸角度讨论，亚洲地区的一体化水平的确存在很大进步空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周伟萍告诉《经济》记者，亚洲经济一体化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中缺憾也很明显。
“我们谈亚洲自贸区，最常说的总是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或者东盟+X。实际上，对整个亚洲、亚太地区或者东北亚而言，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总是举足轻重，但三国之间目前没有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中日韩之间能够成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就可以迈进一大步。不管日本在政治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有多高，它都要在经济上寻找本国出路。而按照美国政府目前的行事风范，尤其是其在对外贸易上的表现，韩国也有充分的理由主动加深同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倡导‘亚洲命运共同体’，自然希望三方在自贸区上有所建树。在东北亚地区，艰难时刻有人可以力挽狂澜的局面很少见，如果中日韩自贸区建成，或许情况会完全不一样。”
2018年5月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表示，亚洲国家数量众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日韩发展走在亚洲前列，应集聚三方优势，通过“中日韩+X”模式，在产能合作、减贫、灾害管理、节能环保等领域实施联合项目，发挥三方在装备、技术、资金、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各自优势，共同开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场，带动和促进本地区国家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中日双方应结合各自经济发展需要，加强重点领域的合作。据悉，两国已就尽早签署本币互换协议达成原则共识，且中方同意给予日方20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支持日本金融机构积极通过RQFII投资中国资本市场。
“中日此次会谈，氛围很好，成果明显。这是一种信号，也很可能成为一个转机。相对来说，韩国的态度没有日本这么积极，这个国家一向如此，他们的利己主义倾向十分明显，只想跟着分享好处，不打算主动做些什么。”周伟萍这样透露。
她还强调，提到亚太地区或者东北亚地区的发展，不能不考虑俄罗斯这一因素。
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欧洲，但从领土上看，该国约有13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处于亚洲，约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三。近年来，中俄在传统能源和军工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高铁项目合作也逐渐成为两国焦点。《中俄高铁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俄高铁合作意向书》分别于2014年、2016年签署，标志着中俄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中迈出了意义深远的步伐。
周伟萍说：“也许中俄合作并不会为中国的GDP增长带来明显改变，因为俄罗斯经济体量小，比不上美国或者欧盟的一些成员国。但是，中俄在经贸领域的全面开花、在军事合作上的密切、在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上的‘亲近’，均让俄罗斯成为中国发展、亚洲发展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链接：
东亚：亚洲东部的简称，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五个国家。
东北亚：即亚洲东北部地区，为东亚所属的二级区域，包括韩国、朝鲜、日本、蒙古国、中国的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的远东联邦管区，即整个环亚太平洋地区。
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成员国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
南亚：区域内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一设想，是2002年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在设想中，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一个由人口超过15亿的大市场构成的三国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内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将被取消，商品等物资流动更加顺畅，区内厂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大市场和收益，消费者则可获得价格更低的商品。中日韩三国的整体经济福利都会有所增加。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目前，谈判已进行了13轮，尚在谈判与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