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
2017年12月18日-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对2018年经济工作作出重要部署。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推动高质量发展，扎扎实实做好2018年经济工作，引领经济发展新时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三大攻坚战，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一大关口，中央作出的这一系列具体部署，既侧重当务之急，又注重整体延续，划定了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路线。
“防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2018年中国经济关键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后3年，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那么该如何将防控金融风险进行到底？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必然要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秘书长徐义国向《经济》记者表示，如果说，有赖于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国保持了多年高速增长并跃居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全球经济格局的交错变化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能否顺利推进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种模式的转型成为必然。
“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十九大之后新领导班子的首次表态，最核心的就是提示大家将来会进一步淡化总量扩张和GDP高速增长，更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向《经济》记者分析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有两个含义：创新驱动和民生驱动，一方面是以创新为主要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高质量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提高民生福祉。
董登新表示,如何防止规避监管的过度创新以及防范纯粹杠杆化的金融创新，是我们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和难点。
“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金融回归本源，直接服务实体经济，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而展开的金融创新风险应该都是可控的。”董登新表示，从这方面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将是未来金融监管工作的一个重心。
“从总供给的角度，是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从总需求的角度，是从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拉动；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是从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徐义国认为，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通过在不同层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逐步形成以市场配置和资源优化为特征的“现代金融”体系，以推动经济转型和提高发展质量。
首先，在金融资源的配置机制上，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依然是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主要特征，这是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涵盖了价格管制、金融机构的准入和退出以及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的行政管制等诸多方面，其中不排除或明或暗对金融资源获得主体的偏好及歧视。
“在已有的改革安排中，大部分还只是停留在价格的有限松动，在更多的行政管制方面尚无实质性推进。另外，企业的所有制差异仍在显著影响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国有企业不仅占据了股票市场半壁江山，在各类债务融资（尤其银行信贷）方面则更具便利和优势。在目前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中，70%以上是国有企业份额，远远超过了其对GDP和就业的贡献占比。”徐义国说。
其次，从金融资源的配置渠道看，银行业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中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这种银行导向的市场体系是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
“对比中美两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格局，我国居民以存款为主，年度上虽呈递减趋势，但存款的占比仍高达60%多。相比之下，美国的居民存款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水平，其余的证券和各种基金则接近70%。在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下，银行导向的金融市场体系确实有助于动员储蓄及展开大规模的房地产基建投资。”徐义国认为，随着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这种模式显然无法继续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更不利于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
据徐义国介绍，我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持续攀升，偿债压力不断叠加。2017年一季度的杠杆率高达239%——这已经超过了部分欧元区国家在欧债危机时期的杠杆率水平。“如此之高的杠杆率必然引致扑面而来的偿债高压。自2010年起，我国实体经济的偿债本息额已超过了新增GDP，这意味着未来的债务偿还，只能越来越依赖于借新还旧。”正因为此，中央多次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最后，从对外开放程度看，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依然比较封闭。这与我国高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比较2016年中美两国的资本项目，一方面，我国证券投资项下的资产和负债在GDP中的占比分别只有3.26%和7.22%，远低于美国。事实上，即便是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印度，在证券投资项目的开放程度上也高于我国。另一方面，尽管我国位居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输入国，但直接投资的存量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徐义国认为，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也需要逐步开放。
短期内抑制资产泡沫
我国金融业经过过去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产生和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董希淼向《经济》记者表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防控金融风险的压力仍然较大，任务仍然较重，随着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趋势的加剧、金融产品创新的丰富和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金融风险更趋隐蔽性、复杂性和传染性。
这就给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管的手段会更先进，我们现在有了凌驾于一行三会的国务院金融稳健发展委员会，将来对于一行三会之间的协同监管、合作监管，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格局，行业之间的监管不再有漏洞和冲突，在各方面监管的效率可能更高，监管会更自信。”董登新说。
而在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看来，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了未来监管的方向，对2018年的定位尤其高，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改革开放40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中央制定政策从来都是问题导向，以往几年的问题很清楚，政策布局也自然很清楚。比如2013年经济过热，政策就紧缩。2014年经济衰退，政策就刺激。2015年经济企稳，政策就中性，2016年经济复苏甚至过热，政策就收紧。但2017年比较特殊，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有的地方好得出奇，有的地方又差得惊人，归根到底，是中国经济结束了齐步走的一致性阶段，政策也很难一刀切，难度越来越大。”管清友表示，过去习惯于给每年的会议一个定调。2013年是紧，2014年是松，2015年是松，2016年是紧，但2017年真的不一样。
在管清友看来，2018年的政策基调既不是紧缩，也不是宽松，而是没有基调，如果非要提炼一个基调，那就是“防风险”，这不是短期内抑制资产泡沫那么简单，而是要在长期内“将防风险进行到底”。
防的是什么风险？管清友表示，会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金融风险。“不管是地产、实体还是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根子都在金融，核心是管住不合理的杠杆。对企业来说，不要脱离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利用过度的杠杆支撑过于庞大的资产。对个人来说，不要用现金贷去买房，也不要滥用自己的信用，征信将更加严格。对金融机构来说，通道业务将成为历史，牌照将越来越规范，游离在监管之外的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将被清理。对政府来说，不要变相融资，不要明股实债，不要承诺回购，政府举债的歪门邪道将被彻底堵死。”
一切的宏观政策也要为防风险服务，但防风险在不同的场景之下有着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场景：如果经济开启新周期，增长和通胀明显上行，那么防风险意味着政策收紧，抑制经济过热。第二种场景：如果经济回到老路，增长和通胀大幅下行，那么防风险意味着政策放松，维护经济底线。第三种场景：如果经济波动不大，小幅下行或者小幅上行，那么防风险意味着保持货币财政政策的定力，把重心放在监管和整顿上。不管从经济的客观情况还是这次会议的主观信号来看，第三种场景出现的可能性更大。”管清友说。
而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2018年放松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可以看到美国在加息，欧洲也在喊加息，包括我们的香港地区也在加息，我们已经取消了金融机构的法定存贷款的基准利率，现在短期流动性的利率也在不断上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会维系在一个相对稳健的状态，不会收紧太多，但是放松的可能性不大。”在董登新看来，如果利用强大的外汇储备保持一个稳健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对于我们的外部环境或者内部的改革都是非常有益的。
“李主任，我已经在成都上班了。过一阵打算把父母也接过去。您把贫困户的名额给其他需要的人吧！”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在四川调研时遇到的一个扶贫案例。
四川省某国土厅的李主任帮扶了一贫困户，让家中的女孩上学。2016年，她还参加了技术培训，并在成都找到月薪几千元的工作。“这就是通过教育扶贫提升人的能力，同时在思想观念上发生转变，靠打工养活自己和父母，从农村搬进城里。如果贫困户都能靠内生动力，何愁不脱贫？”张琦激动地告诉《经济》记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们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同时，三大攻坚战也是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点，这三大问题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解决的时刻。
“到2020年，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党的庄严承诺。既有承诺，又有期限，精准脱贫应该是2018年最大的政治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如此告诉《经济》记者。
精准脱贫更重质量
脱贫攻坚，源于2015年11月2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可以说，脱贫攻坚战是2020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政治性任务。它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底线，也是补短板的重要方面。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也就是说，精准脱贫的目标必须在3年内完成。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由高速增长向提高质量转换，脱贫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张琦表示，高质量是指要保持长期稳定的、持续性的脱贫。在效果方面，要保持扶贫和脱贫的质量。比如，在产业扶贫的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帮扶的质量等方面，应更重提升质量。就帮扶质量而言，比如对贫困村、贫困户的家庭素质提升，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对扶贫、脱贫的能力提升，现在也对帮扶质量进行了考核。
中国“十三五”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核心是“两个确保”。具体来说就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李琦认为，除了深度贫困地区，大多数地区完成收入目标的问题不大。未来还需要在“三保障”上继续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为了一同进入小康社会，私自提升了标准。比如，提高了收入指标，以及“两不愁，三保障”的指标。其中，以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为例，有些地方把高中教育也纳入其中。由于地方层层加码，提升了标准，造成了地方之间相互攀比，导致其他贫困村、贫困户也想提高标准。李琦表示，“扶贫是按照现有标准下的脱贫，保证质量，不吊胃口，个别地方提高标准，有不好的导向作用。”
另外，介于贫困标准边缘的家庭，没有享受到扶贫、脱贫政策，个别地区出现了贫困户好于非贫困户的现象。若再提高标准就会造成新的不平衡。
因此，我们要按照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中提到的“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要降低标准，也不能吊高胃口”。
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是扶贫工作的坚中之坚，难中之难。
2017年6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指出，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中央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比如，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指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主要由中央来抓，其他地区深度贫困由各地各省负总责。李琦表示，“把难度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任务作为重点。对完成2020年的目标，更有利也更快速，否则这部分人会拖到最后。”
国家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制定了很多政策和办法。比如，2017年12月，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创新国土资源管理政策方面提出，完善土地利用规划计划管理、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创新土地利用政策、完善耕地保护措施、实施用地审批特殊政策、支持申报地质公园等措施。以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例，原来指标必须在省内流动，现在发达地区可以买一部分指标，用这部分资金来帮扶贫困地区。
“2018年扶贫的力度更大，过去1万元可以让一个人脱贫，现在难度更大了。鉴于贫困户脱贫较为脆弱，我们还要稳定脱贫，不能让他们返贫。”李国祥如是说。
精神扶贫提升内生动力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2012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万人，2017年减贫人数预计也在1000万人以上，5年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
“现在剩下不到4000万人的贫困人口，一年之内让他们脱贫，这对局部地区的影响很大。”李国祥指出，很多贫困村地处闭塞的深山里，尤其是西部地区，贫困问题十分突出。“由于长期封闭，有些地方语言不通，他们听不懂普通话，也不会说普通话。可能无法通过外出就业脱贫。”国家应该推出大扶贫格局，不仅在经济、物质上帮助他们，更要让他们转变观念，包括对外沟通、交通、信息服务、教育培训等方面跟进。“脱贫是国家的事情，更是自己的事情。”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出解决内生动力的问题。这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相吻合，未来正是要建立脱贫内生动力的机制。
当前国家、地方、各地社会都很重视，都投入到打赢攻坚战这项工作中。但对于贫困地区和人口来说，外部推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他脱贫，若没有长期的动力，还会返贫。如果不解决内生动力问题，会让一些贫困户在精神、思想、观念发生了扭曲，他会认为“贫困好，还有国家支持”，从而失去脱贫的动力，对其他贫困户造成不良影响。
“如果解决不好矛盾关系，扶贫脱贫会导致内生动力的弱化、内生动力惰性化、内生动力退化，到最后大家都不愿意脱贫。”李琦认为，扶贫重在内生动力，在教育、思想、观念、能力方面的提升至关重要。“精神扶贫是长远的，也是更加重要的方式。”
如何形成内生动力？李琦建议，在政策制度方面，要让他们参与，付出劳动，而不是不劳而获。再者，要提升能力。帮扶不是全部替代，主体要靠自己努力。“汽车可以推着走，但还要靠引擎发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调研时强调，各级党政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处涉及环保，显示出国家对污染防治的坚定决心。
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国土绿化行动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正在从观念上进行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告诉《经济》记者，继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说法更加到位，表明对自身的高要求。这也反映出党和政府把绿水青山放在更加优先位置的发展理念。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据国家林业局最新统计，近5年来全国共完成造林2983万公顷，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同期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增至21.66%。如今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长江流域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已建成“绿色屏障”，世界聚焦环境的“中国样本”——塞罕坝创造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奇迹。国土绿化行动为后续森林经营和生态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同时也为林业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7年12月初环保部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1月份到11月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PM2.5的浓度比2013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8.2%、31.7%、25.6%，下降幅度均大幅高于考核标准。
事实上，由“打好蓝天保卫战”到“打赢蓝天保卫战”，我国环保部门进行了很多探索，譬如颁布和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开展环保督查⋯⋯据李佐军介绍，从入冬以来华北地区空气质量的表现来看，确实得到好转，但需要看到，实现真正蓝天还有距离。“现在我们应当按照已制定的部署，扎实推进，针对空气污染主要来源，针对不同地区分别强化相关措施，进行区别治理。”
生态修复行业迎来发展契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引导国企、民企、外企、集体、个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资金投入，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
以土壤修复为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法律与治理研究室副主任吴平对《经济》记者表示，我国土壤污染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我国土壤修复工作起步较晚，多以工程的形式体现，产业链不够完善。”吴平表示，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土壤污染修复产业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的1%，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达30%以上。国内土壤修复企业从事的业务以产业链后端的修复工程为主，行业潜力巨大。
李佐军认为，各个主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体系能够促进多元化发展，而企业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参与，为生态修复市场增添活力。对于部分土壤修复的民营企业来说，前期成本负荷大的问题，李佐军建议：“生态修复行业具有公益性，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对积极参与生态修复的企业提供可持续性的动力，保证基本的成本。在生态修复行业市场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前，政策补贴是很有必要的，待到下一步探索出创新商业模式，大可放开手让企业进行市场竞争。”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深入实施“水十条”，全面实施“土十条”。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研究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2018年是“水十条”中期考核年,也是“河长制”落实考核年。经过11年的发展，“强化监督、严格考核”成为全面落实河长制基本方针，各地河流情况得到明显改善。现在的河长制不局限在设立牌子、公示信息，“互联网+”的方式让河水治理更加智能化，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为社会监督打开更广阔的窗口。
水环境治理加紧步伐,土壤修复也将全面实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到2020年，我们既要完成绿色发展目标，也要为2020年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现在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拥有工作基础，也有思路、有方法。就像大气污染防治，通过管控治标，加快能力提升治本。标本兼治将在未来发挥巨大作用。”
配合当前环保执法持续高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态环保迎来重要发展时期。常纪文表示，两年的环保督查工作对地方政府综合治理环境，总体规划产业迭代，实施精细化管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未来应持续保持环保督察压力，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措施，使之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运行，避免各地出现事后反弹。
常纪文建议，发展高质量绿色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体系，各个地方要遵守相关准则，加强能力建设上下功夫。中央各级部门还需加强对地方各级的辅导和支持，监督和扶持并举。同时，污染治理还要在交通结构和运输结构上做好文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三大攻坚战，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一大关口，中央作出的这一系列具体部署，既侧重当务之急，又注重整体延续，划定了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路线。
- 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防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2018年中国经济关键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后3年，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那么该如何将防控金融风险进行到底？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必然要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秘书长徐义国向《经济》记者表示，如果说，有赖于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国保持了多年高速增长并跃居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全球经济格局的交错变化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能否顺利推进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种模式的转型成为必然。
“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十九大之后新领导班子的首次表态，最核心的就是提示大家将来会进一步淡化总量扩张和GDP高速增长，更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向《经济》记者分析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有两个含义：创新驱动和民生驱动，一方面是以创新为主要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高质量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提高民生福祉。
董登新表示,如何防止规避监管的过度创新以及防范纯粹杠杆化的金融创新，是我们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和难点。
“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金融回归本源，直接服务实体经济，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而展开的金融创新风险应该都是可控的。”董登新表示，从这方面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将是未来金融监管工作的一个重心。
“从总供给的角度，是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从总需求的角度，是从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拉动；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是从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徐义国认为，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通过在不同层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逐步形成以市场配置和资源优化为特征的“现代金融”体系，以推动经济转型和提高发展质量。
首先，在金融资源的配置机制上，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依然是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主要特征，这是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涵盖了价格管制、金融机构的准入和退出以及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的行政管制等诸多方面，其中不排除或明或暗对金融资源获得主体的偏好及歧视。
“在已有的改革安排中，大部分还只是停留在价格的有限松动，在更多的行政管制方面尚无实质性推进。另外，企业的所有制差异仍在显著影响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国有企业不仅占据了股票市场半壁江山，在各类债务融资（尤其银行信贷）方面则更具便利和优势。在目前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中，70%以上是国有企业份额，远远超过了其对GDP和就业的贡献占比。”徐义国说。
其次，从金融资源的配置渠道看，银行业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中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这种银行导向的市场体系是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
“对比中美两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格局，我国居民以存款为主，年度上虽呈递减趋势，但存款的占比仍高达60%多。相比之下，美国的居民存款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水平，其余的证券和各种基金则接近70%。在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下，银行导向的金融市场体系确实有助于动员储蓄及展开大规模的房地产基建投资。”徐义国认为，随着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这种模式显然无法继续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更不利于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
据徐义国介绍，我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持续攀升，偿债压力不断叠加。2017年一季度的杠杆率高达239%——这已经超过了部分欧元区国家在欧债危机时期的杠杆率水平。“如此之高的杠杆率必然引致扑面而来的偿债高压。自2010年起，我国实体经济的偿债本息额已超过了新增GDP，这意味着未来的债务偿还，只能越来越依赖于借新还旧。”正因为此，中央多次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最后，从对外开放程度看，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依然比较封闭。这与我国高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比较2016年中美两国的资本项目，一方面，我国证券投资项下的资产和负债在GDP中的占比分别只有3.26%和7.22%，远低于美国。事实上，即便是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印度，在证券投资项目的开放程度上也高于我国。另一方面，尽管我国位居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输入国，但直接投资的存量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徐义国认为，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也需要逐步开放。
短期内抑制资产泡沫
我国金融业经过过去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产生和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董希淼向《经济》记者表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防控金融风险的压力仍然较大，任务仍然较重，随着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趋势的加剧、金融产品创新的丰富和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金融风险更趋隐蔽性、复杂性和传染性。
这就给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管的手段会更先进，我们现在有了凌驾于一行三会的国务院金融稳健发展委员会，将来对于一行三会之间的协同监管、合作监管，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格局，行业之间的监管不再有漏洞和冲突，在各方面监管的效率可能更高，监管会更自信。”董登新说。
而在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看来，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了未来监管的方向，对2018年的定位尤其高，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改革开放40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中央制定政策从来都是问题导向，以往几年的问题很清楚，政策布局也自然很清楚。比如2013年经济过热，政策就紧缩。2014年经济衰退，政策就刺激。2015年经济企稳，政策就中性，2016年经济复苏甚至过热，政策就收紧。但2017年比较特殊，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有的地方好得出奇，有的地方又差得惊人，归根到底，是中国经济结束了齐步走的一致性阶段，政策也很难一刀切，难度越来越大。”管清友表示，过去习惯于给每年的会议一个定调。2013年是紧，2014年是松，2015年是松，2016年是紧，但2017年真的不一样。
在管清友看来，2018年的政策基调既不是紧缩，也不是宽松，而是没有基调，如果非要提炼一个基调，那就是“防风险”，这不是短期内抑制资产泡沫那么简单，而是要在长期内“将防风险进行到底”。
防的是什么风险？管清友表示，会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金融风险。“不管是地产、实体还是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根子都在金融，核心是管住不合理的杠杆。对企业来说，不要脱离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利用过度的杠杆支撑过于庞大的资产。对个人来说，不要用现金贷去买房，也不要滥用自己的信用，征信将更加严格。对金融机构来说，通道业务将成为历史，牌照将越来越规范，游离在监管之外的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将被清理。对政府来说，不要变相融资，不要明股实债，不要承诺回购，政府举债的歪门邪道将被彻底堵死。”
一切的宏观政策也要为防风险服务，但防风险在不同的场景之下有着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场景：如果经济开启新周期，增长和通胀明显上行，那么防风险意味着政策收紧，抑制经济过热。第二种场景：如果经济回到老路，增长和通胀大幅下行，那么防风险意味着政策放松，维护经济底线。第三种场景：如果经济波动不大，小幅下行或者小幅上行，那么防风险意味着保持货币财政政策的定力，把重心放在监管和整顿上。不管从经济的客观情况还是这次会议的主观信号来看，第三种场景出现的可能性更大。”管清友说。
而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2018年放松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可以看到美国在加息，欧洲也在喊加息，包括我们的香港地区也在加息，我们已经取消了金融机构的法定存贷款的基准利率，现在短期流动性的利率也在不断上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会维系在一个相对稳健的状态，不会收紧太多，但是放松的可能性不大。”在董登新看来，如果利用强大的外汇储备保持一个稳健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对于我们的外部环境或者内部的改革都是非常有益的。
- 精准脱贫要靠内生动力
“李主任，我已经在成都上班了。过一阵打算把父母也接过去。您把贫困户的名额给其他需要的人吧！”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在四川调研时遇到的一个扶贫案例。
四川省某国土厅的李主任帮扶了一贫困户，让家中的女孩上学。2016年，她还参加了技术培训，并在成都找到月薪几千元的工作。“这就是通过教育扶贫提升人的能力，同时在思想观念上发生转变，靠打工养活自己和父母，从农村搬进城里。如果贫困户都能靠内生动力，何愁不脱贫？”张琦激动地告诉《经济》记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们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同时，三大攻坚战也是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点，这三大问题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解决的时刻。
“到2020年，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党的庄严承诺。既有承诺，又有期限，精准脱贫应该是2018年最大的政治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如此告诉《经济》记者。
精准脱贫更重质量
脱贫攻坚，源于2015年11月2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可以说，脱贫攻坚战是2020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政治性任务。它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底线，也是补短板的重要方面。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也就是说，精准脱贫的目标必须在3年内完成。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由高速增长向提高质量转换，脱贫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张琦表示，高质量是指要保持长期稳定的、持续性的脱贫。在效果方面，要保持扶贫和脱贫的质量。比如，在产业扶贫的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帮扶的质量等方面，应更重提升质量。就帮扶质量而言，比如对贫困村、贫困户的家庭素质提升，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对扶贫、脱贫的能力提升，现在也对帮扶质量进行了考核。
中国“十三五”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核心是“两个确保”。具体来说就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李琦认为，除了深度贫困地区，大多数地区完成收入目标的问题不大。未来还需要在“三保障”上继续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为了一同进入小康社会，私自提升了标准。比如，提高了收入指标，以及“两不愁，三保障”的指标。其中，以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为例，有些地方把高中教育也纳入其中。由于地方层层加码，提升了标准，造成了地方之间相互攀比，导致其他贫困村、贫困户也想提高标准。李琦表示，“扶贫是按照现有标准下的脱贫，保证质量，不吊胃口，个别地方提高标准，有不好的导向作用。”
另外，介于贫困标准边缘的家庭，没有享受到扶贫、脱贫政策，个别地区出现了贫困户好于非贫困户的现象。若再提高标准就会造成新的不平衡。
因此，我们要按照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中提到的“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要降低标准，也不能吊高胃口”。
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是扶贫工作的坚中之坚，难中之难。
2017年6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指出，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中央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比如，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指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主要由中央来抓，其他地区深度贫困由各地各省负总责。李琦表示，“把难度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任务作为重点。对完成2020年的目标，更有利也更快速，否则这部分人会拖到最后。”
国家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制定了很多政策和办法。比如，2017年12月，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创新国土资源管理政策方面提出，完善土地利用规划计划管理、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创新土地利用政策、完善耕地保护措施、实施用地审批特殊政策、支持申报地质公园等措施。以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例，原来指标必须在省内流动，现在发达地区可以买一部分指标，用这部分资金来帮扶贫困地区。
“2018年扶贫的力度更大，过去1万元可以让一个人脱贫，现在难度更大了。鉴于贫困户脱贫较为脆弱，我们还要稳定脱贫，不能让他们返贫。”李国祥如是说。
精神扶贫提升内生动力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2012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万人，2017年减贫人数预计也在1000万人以上，5年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
“现在剩下不到4000万人的贫困人口，一年之内让他们脱贫，这对局部地区的影响很大。”李国祥指出，很多贫困村地处闭塞的深山里，尤其是西部地区，贫困问题十分突出。“由于长期封闭，有些地方语言不通，他们听不懂普通话，也不会说普通话。可能无法通过外出就业脱贫。”国家应该推出大扶贫格局，不仅在经济、物质上帮助他们，更要让他们转变观念，包括对外沟通、交通、信息服务、教育培训等方面跟进。“脱贫是国家的事情，更是自己的事情。”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出解决内生动力的问题。这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相吻合，未来正是要建立脱贫内生动力的机制。
当前国家、地方、各地社会都很重视，都投入到打赢攻坚战这项工作中。但对于贫困地区和人口来说，外部推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他脱贫，若没有长期的动力，还会返贫。如果不解决内生动力问题，会让一些贫困户在精神、思想、观念发生了扭曲，他会认为“贫困好，还有国家支持”，从而失去脱贫的动力，对其他贫困户造成不良影响。
“如果解决不好矛盾关系，扶贫脱贫会导致内生动力的弱化、内生动力惰性化、内生动力退化，到最后大家都不愿意脱贫。”李琦认为，扶贫重在内生动力，在教育、思想、观念、能力方面的提升至关重要。“精神扶贫是长远的，也是更加重要的方式。”
如何形成内生动力？李琦建议，在政策制度方面，要让他们参与，付出劳动，而不是不劳而获。再者，要提升能力。帮扶不是全部替代，主体要靠自己努力。“汽车可以推着走，但还要靠引擎发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调研时强调，各级党政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 绿水青山为发展续航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处涉及环保，显示出国家对污染防治的坚定决心。
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国土绿化行动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正在从观念上进行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告诉《经济》记者，继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说法更加到位，表明对自身的高要求。这也反映出党和政府把绿水青山放在更加优先位置的发展理念。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据国家林业局最新统计，近5年来全国共完成造林2983万公顷，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同期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增至21.66%。如今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长江流域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已建成“绿色屏障”，世界聚焦环境的“中国样本”——塞罕坝创造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奇迹。国土绿化行动为后续森林经营和生态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同时也为林业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7年12月初环保部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1月份到11月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PM2.5的浓度比2013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8.2%、31.7%、25.6%，下降幅度均大幅高于考核标准。
事实上，由“打好蓝天保卫战”到“打赢蓝天保卫战”，我国环保部门进行了很多探索，譬如颁布和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开展环保督查⋯⋯据李佐军介绍，从入冬以来华北地区空气质量的表现来看，确实得到好转，但需要看到，实现真正蓝天还有距离。“现在我们应当按照已制定的部署，扎实推进，针对空气污染主要来源，针对不同地区分别强化相关措施，进行区别治理。”
生态修复行业迎来发展契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引导国企、民企、外企、集体、个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资金投入，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
以土壤修复为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法律与治理研究室副主任吴平对《经济》记者表示，我国土壤污染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我国土壤修复工作起步较晚，多以工程的形式体现，产业链不够完善。”吴平表示，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土壤污染修复产业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的1%，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达30%以上。国内土壤修复企业从事的业务以产业链后端的修复工程为主，行业潜力巨大。
李佐军认为，各个主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体系能够促进多元化发展，而企业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参与，为生态修复市场增添活力。对于部分土壤修复的民营企业来说，前期成本负荷大的问题，李佐军建议：“生态修复行业具有公益性，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对积极参与生态修复的企业提供可持续性的动力，保证基本的成本。在生态修复行业市场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前，政策补贴是很有必要的，待到下一步探索出创新商业模式，大可放开手让企业进行市场竞争。”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深入实施“水十条”，全面实施“土十条”。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研究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2018年是“水十条”中期考核年,也是“河长制”落实考核年。经过11年的发展，“强化监督、严格考核”成为全面落实河长制基本方针，各地河流情况得到明显改善。现在的河长制不局限在设立牌子、公示信息，“互联网+”的方式让河水治理更加智能化，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为社会监督打开更广阔的窗口。
水环境治理加紧步伐,土壤修复也将全面实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到2020年，我们既要完成绿色发展目标，也要为2020年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现在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拥有工作基础，也有思路、有方法。就像大气污染防治，通过管控治标，加快能力提升治本。标本兼治将在未来发挥巨大作用。”
配合当前环保执法持续高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态环保迎来重要发展时期。常纪文表示，两年的环保督查工作对地方政府综合治理环境，总体规划产业迭代，实施精细化管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未来应持续保持环保督察压力，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措施，使之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运行，避免各地出现事后反弹。
常纪文建议，发展高质量绿色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体系，各个地方要遵守相关准则，加强能力建设上下功夫。中央各级部门还需加强对地方各级的辅导和支持，监督和扶持并举。同时，污染治理还要在交通结构和运输结构上做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