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落地
绿色经济，一方面包括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通过节能降耗实现增长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包括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开发与成长，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向绿色的转型有利于带动经济增长，使得“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而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将成为绿色经济的重要基石。
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已经启动，预示着我国绿色金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履行《巴黎协议》承诺
文/本刊记者 寇佳丽
2016年6月6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变化问题特别联合会议在中国举行，双方就绿色金融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模式进行探索，推动《巴黎协定》尽快生效。2016年9月6日，G20峰会发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首次将绿色金融写入公报中。2017年6月1日（华盛顿时间）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脚步并未停止。
什么是绿色金融
“国际社会针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的研究一直都有，绿色债券或者绿色基金也不是新生事物，但‘绿色金融’的说法，确实由中国首次提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2016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绿色金融进行如下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包含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等金融工具。
如今，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中国的战略重点，绿色金融则是绿色经济的重要支柱。将绿色金融列入G20杭州峰会的重点讨论议题，不仅体现了中国经济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国落实《巴黎协议》、与国际金融发展接轨的决心。
张承惠向《经济》记者透露，国内学者在与加拿大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合作的时候，曾经就绿色金融展开讨论，若只提“绿色金融”，对方似乎毫不知情，但提到绿色债券、企业社会责任，双方学者均有独到见解。
为什么国际金融领域在还没有普遍认识绿色金融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对它的具体实践了呢？这还要从赤道原则说起。
赤道原则是国际金融机构最常用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准则。依据该原则，金融机构对融资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适用于总成本超过1000万美元的所有新项目融资以及因改建、扩建对环境或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原有项目。
“这个原则是国际金融机构在2002年于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大区提出的，因为格林威治天文台有一条0度经线，所以取名叫子午线原则，金融机构可以自愿采纳。最初，选择使用该原则的几乎全是发达国家的银行，后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接受它。传统上，国际社会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为了体现子午线原则的广泛性与包容性，大家共同赋予它另一个称呼——赤道原则。”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贾晋京教授这样对《经济》记者解释。
当前，接受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近80家，包括花旗银行、巴莱克银行、荷兰银行等大型国际机构。不过，截至2017年3月底，中国只有两家银行加入上述行列：兴业银行和江苏银行。从这点看，中国更有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
贾晋京指出，接受赤道原则意味着自觉接受来自银行外部的社会监督，也意味着有些涉及民生的项目可能会因其环境、社会因素的评估未达到赤道原则的要求而难以获得资金支持。考虑到目前中国银行业对赤道原则的接纳程度，绿色金融或许恰好能够弥补这一遗憾。
已成国际流行趋势
尽管绿色金融与赤道原则存在重合部分，两者仍然有所区别。
“从原理上看，赤道原则是银行业的伦理准则，银行投资一个项目，不仅要遵守赤道原则，也要遵守法律原则，这些都是金融业的横向要求，绿色金融呢，它更侧重纵向规则，属于金融实务层面，有具体的区块，比如绿色融资、绿色债券等。”贾晋京如此解释。
从实务操作上看，绿色金融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发展迅速，德国还专门成立了绿色银行。此外，由于《巴黎协议》对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框架安排，许多支持该协议的国家都对绿色金融感兴趣。可以说，绿色金融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发展的热门趋势。
作为第23个批准《巴黎协议》的缔约方，中国已经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2016年3月，国内建立了绿色债券市场，到当年年底，发行规模就达到了2200多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首位。2017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发行绿色债券36只，共计700.4亿元人民币。市场启动至今，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约占同期全球发行规模的30.34%。践行绿色金融之坚定、果断，由此可见一斑。
上海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钱军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绿色金融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已无需讨论。“中国将生态文明作为五位一体的一个方面，足够说明我们对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我国经济想要完成向中高端、节能化、生态化转型，绿色金融必不可少。”
与此同时，钱军也提醒记者，越是重要的经济计划，越需要政府与市场协调合作。对于绿色金融，我们能够通过什么代价换来什么成果，需要官方预先做出框架规划。他认为，对于中央政府支持的发展方向，中国的企业、地方政府容易出现跟风、先动手后动脑的现象，虽勇气可嘉，却比较容易输在策略上。而提到赢在策略上的绿色经济，不能不说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对各企业强制规定碳排放量，为全球减少碳排放量做出巨大贡献。该交易体系设立了众多交易中心，比如巴黎Bluenext 碳交易市场、欧洲气候交易所（ECX）等。
目前，全球碳产品交易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在欧洲市场完成。这一区域的排放交易体系有两大特点：遵守风险管理、套利获利结算等的多样化；交易品种多样化，现货、期货、期权一个不少。值得关注的是，ECX还成功运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配额机制使其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碳排放权衍生品交易市场。
“为什么人家做的风生水起，因为它不仅对污染企业每年的排放量做出具体要求，还对排放量的交易进行明码标价，一个企业如果超出预算量，就需要向比较环保的企业购买排放量。企业就会自省：是花钱买别人的排放量合算，还是把钱投资到环保技术革新上合算。这种安排的好处就在于，它从根本上刺激企业主动减少污染，主动寻找更环保的生产路径，如果它不这样做，就需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
钱军强调，好的框架规划能够让大中小企业更有的放矢，而向国际上其他与绿色经济有关的市场规划模式学习，将有助于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试验区起航
文/本刊记者 黄芳芳
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绿色金融概念再次升温。试验区到底试验什么？为什么选择上述5个区域？
试验区应因地制宜
早在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就呼吁我国应尽快发展绿色金融。他告诉《经济》记者，创新试验区分别选择了浙江省的湖州市、衢州市、江西省的赣江新区、广东省的广州市、贵州省的贵安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哈密市、昌吉州和克拉玛依市。“目前浙江省和广东省基础较好，经济水平较高，金融机构较为集聚。而其他地区则刚刚起步。”
“无论发达与否，都应该朝着绿色发展的方向努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主任田辉研究员告诉《经济》记者，中央选择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颇为不同的5个省区。“既体现出绿色金融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有利于未来在全国推广而积累经验。”
5个省区在现有经济和产业基础、未来发展着眼点等方面不尽相同，各有特点，因而在绿色金融工作的重点内容等方面略有差异。田辉认为，5个省区试点方案的基本内涵和逻辑是一致的。他们都依据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等绿色发展顶层设计文件而实施，都强调金融创新以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点工作都围绕制度、组织、市场、产品、服务、政策保障等核心任务而展开。
但也各有特色和重点，譬如浙江省强调压缩“两高一剩”行业贷款规模。“两高行业”指高污染、高能耗的资源性的行业；“一剩行业”即产能过剩行业。贵州省等强调绿色信贷规模投放的增长。这其实是绿色信贷“因地制宜”的不同选择。因为绿色信贷有两方面的内容，既有保也有压，即对绿色的项目多加支持对非绿色加以抑制；既包括存量上的调整，也包括增量上的调整。
能力建设刻不容缓
6月27日，《经济》记者联系到刚刚离开深圳的马骏，他已登上奔向下一站的动车。“通过绿色金融成果巡展宣传绿色金融案例是最好的方式。很多企业看到别人的案例，尤其是兄弟单位的，能更快地推进绿色金融。”
“从政策层面看，绿色金融目前没有什么难点，下一步就看各地政府、金融机构如何展开行动。”马骏认为，能力建设是最大挑战。很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主管还不太清楚绿色金融到底是什么。在他看来，绿色金融就像是医院中的上百种药品，每一味药都有主治的病症，对症下药才行得通。“污水处理、新能源、兴建地铁各自属于不同的绿色项目，有不同的融资需求，需要不同的金融工具。”因此，绿色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想法很好，但执行难。”令田辉感触较深的是，地方政府普遍认识到绿色发展，以及开展绿色金融工作的重要性；在落实时，却彷徨在绿色发展的长期任务与短期经济增长压力的矛盾中。她在某省调研绿色金融时，相关政府官员大谈本省坚决停止对产能过剩和污染环境的产业的金融支持，却私下里打听怎么帮助“两高一剩”企业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传统思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当前地方政府仍处于政绩时代。”东北证券创新融资部总经理、《经济》杂志社产业基金发展联盟副秘书长朱建军告诉《经济》记者，他关注过安徽、陕西、湖南等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落实情况。“很多省出台了框架性的文件后，就没有下文了。”地方政府偏好投资地产、桥梁、道路、园区等明显拉动GDP的项目。而绿色产业的市场机制尚未健全，投出去无法立即拉动GDP的增长，地方政府从意愿上就少了积极性。
顶层设计如何落地
“省里已经下文件，市里也在调度我们按部就班地部署绿色金融。”这是《经济》记者联系贵州省六盘水市金融办得到的回复。记者联系江西省金融办时也被告知，试验区的绿色金融才刚刚起步，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
记者联系浙江省湖州市金融发展处时，相关负责人称：“湖州在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推动企业通过发行绿色企业债券、绿色债务融资等募集资金，推动绿色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计划到2020年，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权等为绿色产业融资不少于1000亿元。”
记者在江西省赣江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17年6月30日，江西省共有13家绿色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在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展示的绿色企业达148家。作为全国首家发行绿色金融债的非试点发行机构，江西银行去年以来已发行80亿元绿色金融债券。在绿色基金方面，江西省目前正在研究设立规模15亿元的“南昌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中心”子基金。
赣江新区管委会主任刘建洋曾表示，为推进绿色项目落地，赣江新区将建立绿色产业重点项目库，对绿色项目的签约、实施、落地进行跟踪服务。目前，赣江已储备多个绿色项目，包括与兴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合作，与江西金控合作推进供应链金融，与昆吾九鼎合作设立全省第二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浙赣能源合作设立清洁能源基金，与华融资产合作设立基金公司。
绿色金融的推进需要政府和市场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其中必然涉及多方利益。只有这些利益主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顶层设计和美好愿景才能落地，才不会产生偏差和扭曲。田辉表示，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是否能够落地，如何落地，如何有效引导市场，如何在创新和规范之间寻找平衡，如何避免“口惠而实不至”，这一系列问题都直接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
田辉给记者举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典型的绿色保险产品，近年来在多数地方都发展乏力，但江苏省不少地区将环责险推进情况纳入年度环保目标考核内容，列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标准体系，并建立了多部门之间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实行联动激励惩戒。省市各级联动机制的有效建立，使得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落地有了坚实基础。
在中债资信绿色债券研究团队高级分析师顾鹏看来，由于各地方政府可以在财政税收、补贴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结合各地具体的财政经济情况，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需求，有选择性地选择重点推进的行业或产业，比如市政公用领域、清洁能源领域、清洁交通领域及节能改造等领域，推动绿色债券投融资贴息、税收优惠、相应财政补贴等地方财税举措的落地。
以相对小额的成本，撬动更大体量的绿色资金，向需要绿色融资的重点领域倾斜。“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结合各地情况，通过绿色产业基金、绿色PPP等各种形式，共同推进社会经济向着绿色方向发展。”顾鹏如是说。
（本刊实习生叶梦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钱从哪儿来？
文/本刊记者 黄芳芳 李雪娇
"‘十三五’期间，预计要达到国家规划的改善环境的目标，中国绿色产业所需年均投资至少2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告诉《经济》记者。未来超过85%的绿色投资需求要靠市场化。那么，钱从哪里来？
绿色金融体系亟待建设
“中国需要建立一套绿色金融体系，强化引导金融资源，尤其是社会资本投向绿色项目的激励机制。”马骏指出，所谓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债券和股票发行、保险、排放权交易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入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转型和提升经济的技术含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主任田辉表示，绿色金融各细分市场的进展程度不同，发展并不平衡。比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发展很快，并且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一定引领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但绿色保险，特别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代表性的绿色保险业务，发展相对滞后。
“绿色债券的确是目前成长最快的绿色金融产品。未来还有很多绿色金融产品亟待发展。ABS（资产证券化）、PPP、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发展空间大，还需要一步步地探索。”马骏告诉记者。
绿色金融的新商机
“作为券商，我们一般会为绿色项目提供标准化的金融工具如绿色债券和非标准化的工具，如绿色产业基金等。”近期东北证券创新融资部总经理朱建军同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交通处电动汽车重大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成员一同为湖南省某地市筹划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布局。由于新能源汽车政策补贴逐渐减少及整车生产厂商保有量的提高，新能源汽车新投产建厂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朱建军表示，该项目将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公车配套改革、网约车部署、智能装备、智慧交通等入手，打造新的产业布局。“绿色债券可以解决一部分资金。”比如，某项目的总投100亿元，券商在参考融资人资产情况的基础上，最高可提供50亿-80亿元的绿色债券，用于该项目。
同时，还可以用绿色产业基金的形式解决另一部分的资金缺口。产业基金相当于表外运营，不进入企业负债表，可以优化企业的负债结构，同时能为企业提供3-4倍的融资杠杆。比如企业可以出项目总投30%的资本金，其余资金可通过产业基金的形式来补充。
近年来，尽管地方上发起的产业基金比较多、基金规模较大，比如2000亿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1000亿元的安徽省产业发展基金等。朱建军指出，实际上不少产业基金落地较慢，有时会因为较难寻找到适宜项目或基金管理上多层级沟通，资金无法高效投放落地。
考虑到项目的流动性和退出问题，可采用不同的金融结构解决资金问题。朱建军建议项目方寻找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与当地企业进行联动，成立项目公司或采用PPP的融资结构。“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绿色产业项目的专业化操作程度。另一方面，为项目建立通畅的退出渠道。”朱建军如是说。
融资探索：光伏行业
作为绿色产业之一的光伏行业一直有较好的融资渠道。光合联萌运营总监沈梦伟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各家银行都设有光伏贷，为户用型光伏提供融资方案。“银行的确起到表率作用，目前在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都希望为光伏行业做个性化的融资服务。”
光伏行业的融资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制造型企业，包括一些组件生产型企业和他们的供应商。另一类是投资企业，他们是通过投资开发电站，然后出售或持有收取电费获取收益的一类企业。这两类主体都面临着不同的融资困惑。
光伏生产链上的企业往往面临账期较长、资金回笼慢、现金流紧张等窘境，沈梦伟认为，供应链金融更适合他们的融资需求。而光伏投资企业的融资困惑聚焦在前期的建设成本，苏美达能源市场总监袁全对《经济》记者表示，环境、地理位置、政策、项目周期是否稳定，业主与银行信息不对称等多方面原因，银行向业主提供金融支持存在一定的门槛。“业主更需要从前期融资到后期运维一体化的综合服务。”相较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少能源企业更看重这块业务。
“光伏企业对电站项目的资金监管、质量监管以及项目处置，都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我们更愿意为融资方提供便捷的融资服务。”沈梦伟如是说。
然而，在推进融资业务的过程中，沈梦伟表示，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资产的风险评估问题。除了调查企业详细的信用档案、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价值评估，更要有一套完善的风控系统。譬如，如何评价资产，如何进行风险尽调以及项目出险如何处置等。“一方面要严格把控项目的风险，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投资人的用户体验，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清洁能源融资举步维艰
同为绿色产业的清洁能源行业则面临另一番光景。
很多企业愿意发绿色债券，比如做清洁能源的上市公司亿利生态。2016年，该公司发布公告发行了绿色债券，之后便悄无声息了。据业内人士分析，上市公司已发布公告，意味着有证券公司替该公司运作绿色债券，但可能在审批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或者项目本身有瑕疵，到监管部门那里便卡住了。
“中小企业融资难，大家都理解。其实中小绿色企业融资更是难上加难”。福建永恒能源管理有限公司CEO张誉铧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通常大的绿色项目需要几亿资金投入，且回报周期长，单靠企业自身力量很难发展起来。虽说绿色企业有益于社会，但多数金融机构并不能把它和经济回报联系起来。
张誉铧表示，福建永恒算是清洁能源企业中比较幸运的一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绿色金融机构的支持。“2012年获得了青云创投的股权投资，兴业银行共提供了2000多万元的绿色贷款，顺利渡过了初期项目开发的难关。”提到当时的心情，张誉铧表示除了喜悦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心。
“当绿色产业规模逐渐成型后，会遇到融资瓶颈。”张誉铧表示，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为主的企业越来越难拿到资金了。“每个行业都有合同能源管理通则，但范围广泛，没有专业性机构对接，很难开展融资工作。”
据张誉铧介绍，2015年国务院取消了合同能源管理补贴，很多银行与基金都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借贷与投资都采取观望态度。福建永恒因此调整了业务模式，以能源服务替代合同能源管理。不过，张誉铧对此事表示乐观，国家在今年上半年出台了不少政策，相信未来关于能源的合同能源管理相关细则会出台，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国家提供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让中小企业更加重视绿色项目的开展，才能有质有量地完成承接业务。同时，也希望更多金融机构能够认识到绿色企业的经济效益。”
清洁能源融资较难，不仅是国内。美国清洁能源投资面临巨大融资缺口。
尽管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但在为清洁能源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方面，金融市场表现却差强人意，现有金融体系未能为清洁能源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美国联邦政府对清洁能源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导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决策；二是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效率偏低，受惠面较窄，无法对机构投资者产生充分的激励效果；三是美国资本市场运行模式与清洁能源投资的特点并不匹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主任田辉告诉《经济》记者，即使在美国这样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国家，绿色金融的发展都属于一个崭新的课题，都处于探索学习阶段。因此，我们更需要对现行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发展政策等多方面进行审视和重新设计。“单纯依靠财税激励已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更加全面的政策组合，才能确保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创投助力绿色项目
“绿色发展领域的投资实属不易。”青云创投战略与研究合伙人卢琦对《经济》记者感慨：10年前的绿色市场比较“安静”。近几年，随着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逐渐受到政策和市场关注，国家开始提倡绿色金融概念，这个领域逐渐热闹起来。
卢琦告诉记者，绿色领域涵盖范围广泛，凡是能够明显减少污染，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的领域都可称为绿色领域。绿色领域的投资机会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环境技术，这类企业往往是重资产型，利润率相对要薄一些，需要扩大产能维持经营；二是清洁技术，依靠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比如电池、半导体技术等；三是可持续技术，指的由市场需求驱动的，善于将智能互联技术运用在绿色产业中的企业。卢琦表示，青云创投目前会偏向可持续技术的投资，当然前两个阶段也会持续关注，但会更注意对市场风险和技术商业化风险的规避。
这种投资偏好也符合绿色产业的发展趋势。以能源行业为例，最初绿色产业是考虑如何让能源生产更清洁，之后逐渐往应用端延伸，创新产生于怎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减少能源浪费，现在新的可持续技术企业会考虑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学习把能源的消费更精细化管理。
绿色企业生存和发展不易，需要投资公司给予更多帮助。卢琦向记者介绍，得益于青云创投深耕绿色行业多年，拥有丰富的产业资源，一直帮助被投资企业整合全球资源。“去年我们投资了一家用深紫外线LED做消毒杀菌解决方案的美国公司Rayvio（紫岳紫外科技），其下游应用场景很广泛。”投资之后，青云创投将其引荐给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新区政府。鉴于当地有不少医疗类企业和家电类企业，能够与Rayvio合作。翠亨新区政府对这类绿色项目很支持，这家初创企业得到了政策资金的支持，同时政府为企业提供了生产的无菌车间等。卢琦表示，深入帮助被投资公司做战略方向把控、介绍关键资源，这种合作共赢的例子很多，从投资回报上就能够体现出来。
谁是解码器
“当下绿色金融还只是一个理念，它是有颜色、有态度的金融。”E20研究院院长、北大环境学院E20环境产业研究院院长傅涛对《经济》记者表示，除了上市或放贷会优先考虑环保企业，并没有给绿色产业特殊的金融政策。
环境产业有资产沉淀性强、收益稳定，但收益率不高、政府采购的比重大，年底集中收付款等特点，环保领域尚未形成自己的估值方法。“政府说年底要把这条河变清，环境企业的客户会一哄而上，企业的账款会很集中。”傅涛表示，它与其他支柱产业截然不同。“从金融报表来看，很多人看不懂环保产业，觉得风险特别大。”因此，金融与环境产业之间需要一个解码器。
朱建军表示，金融机构对传统业务如固定资产投资类的项目更为熟悉，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比如地产项目或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每个环节投资成本和总收益都能预算出来，都可以用债权的方式去提供融资。从规划设计、撰写可研报告、监管机构审批、金融机构介入、项目运营、项目去化率、资金退出等整个环节形成完整的运作闭环。但绿色产业和金融机构所偏好的有抵押或质押标的的项目截然不同。银行缺少一种抓手，包括绿色产业的监管部门和审批流程也不同于固定资产类项目，金融机构缺乏对绿色项目的专业判断能力。
在绿色项目中，绿色城镇化项目、节能环保主题的项目属于资金方比较偏爱的，如节能环保重大装备、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等项目，该类项目既有政府政策扶持，自身又可创造收益，可形成较为优质的标的资产，融资较为容易。但是公益类如污水垃圾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空气治理或雾霾治理、湖泊治理、乡村水治理，甚至是清洁能源的项目，一般无法直接市场化运营产生收益，该项目的现金流或产出情况很难预计，用发债或信贷的形式很难形成资金链闭环，也是部分绿色项目融资难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产业的比重会逐渐增加。朱建军建议，金融机构应加强与国家级智库之间的沟通，通过智库的专业支持，以增强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的专业判断能力，也有助于金融机构判断绿色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辅助企业将绿色项目变成一种市场化的商业运营行为。其次，国家的监管部门应该逐渐地探索出绿色项目所产生的权益流通机制，如碳排放权、污水处理权、知识产权等形成一种权利，变成固定资产一样，可以进行抵押或质押。如此一来，以增信的方式融资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
“未来绿色金融应该有很大空间，真正能够沉下心来研究绿色产业特点的金融才是产业的朋友。但产业也要更好地适应金融的风险控制。”傅涛如是说。
绿债触发万亿需求
文/本刊记者 许亚岚
绿债种类繁多 挑选需谨慎
去年以来，多家公司和金融机构发布绿色债券，很多企业和投资人对绿债的期待值一直很高。从长远看，绿色债券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绿色产业的年投资需求在2万亿元以上，而财政资源只能满足其中的10%-15%，融资缺口达1.7万亿元以上。
一般来讲，绿色债券分绿色金融债、绿色企业债、绿色公司债和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四类。
绿色金融债是指金融机构法人依法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产业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准发行和监管。
绿色企业债指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绿色城镇化、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开发利用、循环经济发展、水资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污染防治、生态农林业、节能环保产业、低碳产业、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实验、低碳试点示范等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项目的企业债券，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发行和存续期监管。
绿色公司债则指在交易所发行的，支持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产业的公司债券，由交易所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由中国证监会监管。
最后，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是指在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流通的，支持募集资金用于绿色产业的债务融资工具。
绿色债券所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绿色产业项目，设立专门的账户实现专款专用。截至2017年6月末，目前国内已经有81只绿色债项发行，总体上看，绿色债券可以给发行人带来社会声誉上的积极影响，可以起到非常良好的宣传效果，体现出发行人对于绿色经济的关注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姿态。
国内发行绿色债券的机构所投放的项目各有不同。能源是生产和生活必需的燃料和动力来源，但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已经成为导致环境污染和全球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十三五” 期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新增投资将达到2.5万亿元，比“十二五” 增长近39%。这为绿色租赁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华夏银行累计投放各类新能源项目超过80亿元。
再如中国农村发展银行，在绿色债券、绿色信贷方面与“三农”发展息息相关，从田间到餐桌，从空气、水、土到最终产品等，无处不“绿色”。去年12月21日，农发行成功发行首期绿色金融债券60亿元，专项用于支持林业生态建设。农发行自去年创新开办林业资源开发与保护贷款以来，已累计发放133亿元贷款，重点支持天津、河北、贵州、广西等5个地区绿色发展项目。其中仅利用绿债资金的绿色认证项目就达42个。
多项标准出台 但仍需完善
绿色债券市场在我国发展空间广阔，虽说业内一直在完善绿债市场，但仍缺少一些规范。比如统一的界定标准。中债资信绿色债券研究团队高级分析师顾鹏对《经济》记者表示，统一界定标准的制定，需要各部门根据市场上反馈的信息、问题和具体需求，对已有的目录性文件进行规范和完善，最终确定统一的目录，并有必要对于部分项目分类进行解释和示例。
例如首家构建绿债支持项目目录评估标准的中债资信，其发布的《中债资信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方法体系》中，创新性地进行绿色程度分级，搭建了对绿色债券募投项目环境效益的定量评价标准和操作方法，从而将募投项目环境效益进行了深绿、绿、较绿、浅绿以及非绿的绿色程度划分。
去年以来，为支持绿债的发行，多家机构发布了《绿色债券评估方法》、《企业主体绿色评级标准体系》等多个政策，国仕资本研究协会特约研究员李高阳对《经济》记者称，相关制度文件的出台，有助于规范完善绿色债券市场，压缩监管套利空间，提高国内外投资人对我国绿色债券的认可度。
顾鹏表示，将来市场上结合各机构不同的方法，可以进一步通过差异化的，具有绿色程度的评估认证结果，向市场传递更清晰的环保信号，推动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鼓励深绿等优质的绿色项目，能获得市场更深层次的认可，以及未来可能在成本上带来更加明确的优势。
从更为实际的发行成本角度看，根据中债资信的统计，2016年度绿色债券可比同级别主体同期发行的普通债券，例如，普通债券与AAA级主体3年期绿色债券的利差约为67个BP（基点），而普通债券与AA级主体5年期绿色债券的利差约为74个BP。这也反映出市场对绿色债券的逐渐接受与认可。
顾鹏告诉记者，各家对于绿色债券的第三方评估认证，主要参考的是GBP原则的四个主要方面，即对债项的募集资金使用、项目评估与筛选、募集资金管理，以及信息披露与报告情况四个核心要素的表现情况进行评价。各家方法的评价逻辑总体一致，关注的要素或方面略有差异。
除此之外，顾鹏认为，中国绿色债券的发展还缺少三个保障。
第一，规范严谨的第三方认证。第三方认证未能充分实现募投项目绿色属性把关、为市场提供绿色债券项目有效环境效益信息披露的预期职能。可能的举措将会包括：第三方认证市场的准入资质要求、第三方认证的行业标准或规范等相关的制度安排、第三方认证的监督和信息披露等。
第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安排。信息披露带来社会舆论环境的公开程度的提升，配合网络化传媒爆炸性传播速度和覆盖广阔的影响程度，产生有效的舆论监督压力，倒逼发行人必须关注其环境行为。
第三，降低融资成本的配套举措。总体而言，目前绿色债券的融资成本相比普通债券并没有明显优势，对于某些发行人甚至会存在一定的劣势。对于投资者，尤其对于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而言，除了获得绿色投资者的标签，可能还需要落实配套的优惠措施。
最后，博时基金总经理江向阳对《经济》记者表示，目前我国的绿色债券产品较少，绝大部分集中在银行、汽车以及能源等领域，建议扩大绿色债券的发行主体范围，鼓励符合要求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扩大绿色债券的品种和规模，然后才能形成绿色债券板块。“同时缩短绿色债券的上市流程，方便投资者进行交易。”
利率走高 发行放缓
“绿色债券的发行门槛比其他债券更有优势，它不纳入企业的净资产考核范围。”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新融资部总经理朱建军告诉《经济》记者，一般而言，公募债券只能发行企业净资产40%的债券，比如，一家企业的净资产100亿元，按规定只能发行40亿元的债券。
另一方面，发改委规定，一般性企业发行债券要求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5%。绿色债券可以突破此上限，在资产负债率低于75%的前提下，核定发债规模时不考察企业其他公司信用类产品的规模。同时，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可使用不超过 50%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营运资金。譬如，主体信用评级 AA+且运营情况较好的发行主体，可使用募集资金置换由在建绿色项目产生的高成本债务。因此，它比其他债券品种更加灵活。
今年年初，市场利率高企，尤其是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达到近两年的历史最高位，预计未来3年内该利率会持续不断走高，这意味着企业融资成本不断增加。同时，银行的理财受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的影响，投放的额度有所减少，对于整个市场资金面而言流动性比较紧张，债市情况不是很好，企业发债比较困难，金融机构去购买债券的资金额度比较紧张，造成整体债市的发行量较低。
朱建军指出，目前5年期中票发行利率已高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绿色债券是债券细分品种，发行情况也受整体市场行情的影响。此外，金融机构更愿意投资现金流好、周期较短的项目，倾向于投资3年以内的项目。然而，绿色金融无论从现金流还是周期来说，并不一定符合投资机构的癖好。在银行授信和金融机构支持、资金调度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磨合期。
目前有很多募投的项目并非真正的绿色债券。目前市场上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不合规的情况：一是将非绿色产业包装成绿色产业；二是把一个大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小项目以绿色债券名义去重复融资；三是以小报大，或掺杂其他项目。“项目本身的瑕疵和潜在风险，将成为绿色债券上报及发行的阻力。”
风控进行时
文/本刊记者 李雪娇
近年来，我国在绿色金融建设上的步伐加快。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青睐，加上绿色金融初具规模，难免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加上之前出现的新能源汽车骗补、“弃风”“弃光”事件，绿色金融发展并不总是充满阳光。
绿色金融乱生相
还记得那个号称改变交通拥堵、实现绿色低碳出行的巴铁吗？曾经被媒体争相报道的“空中巴士”又火了，与之前声音不同的是，这次的巴铁被撕下了众多赞美的标签，摆在公众面前的是巴铁闲置1年即将拆除，投资方涉嫌非法融资的真相。打着绿色的旗号，却做着违法的行为，出现“漂绿”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有关部门又将如何应对？
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告诉《经济》记者，由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不完全一样，没有政府引导，金融不会迅速天然地变成绿色，“但只靠市场，金融不是健康的绿色”。
郭沛源介绍，一方面，绿色项目投资回报期较长，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政府需介入“市场失灵”问题，即环境成本的外部化。过去企业排放的废气、废水，环境成本由社会承担了大部分，从而出现牺牲绿色换取了经济的快速腾飞。“而现在，我们要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特别是政府通过更严格的政策手段监管企业，让原来分摊给社会承担的成本由企业自己来支付。”郭沛源表示，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利于形成良性的市场机制，到那时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驱动绿色金融走向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绿色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应对得当，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从实践角度来看，绿色金融体系最终还需落实到地方，根据区域发展特色，推陈出新、自下而上地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对此王遥建议，对于优秀的绿色金融实践案例，有关部门要总结经验，宣介共识。树立绿色金融行业的标杆和典型，营造发展绿色金融的声誉效应。同时也要加强负面管理，例如，设置环境处罚和环境违法信息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平台。依托金融力量，发挥资金融通、定价功能让资金流向应该配置的地方，为我国实体经济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动力。
有规矩才成方圆
在强有力的顶层设计下，绿色金融作为创新性的金融制度安排，推动了绿色经济的转型。绿色金融提供了一把钥匙，用来打开经济增长的新突破口，而不是打开潘多拉的魔盒，释放更多的金融风险。
王遥表示，绿色金融发展面临挑战大致分为五个方面：一是绿色项目外部性如何内生化问题；二是绿色项目的期限错配，即银行信贷支持绿色项目存在“短钱长贷”；三是缺乏绿色定义；四是信息不对称；五是环境风险分析能力缺失的问题。综上所述，王遥认为，解决以上绿色金融风险，可以从制度上做好基础建设。“眼下，绿色债券市场归属不同的部门主管，标准不一，健全制度是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
完善的标准是衡量一个行业成熟的标志之一，记者通过采访发现，绿色金融领域对绿色项目的标准亟待统一。如何界定项目的绿色成色，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知识，容易产生误判，市场上“伪绿”项目也难以根治。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国俊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绿色金融市场，除了统一绿色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外，企业与监管信息沟通不畅阻碍着绿色金融发展，因此，建立定期的信息披露制度很有必要。
安国俊认为，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有效解决投资资金面临的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以及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工具的缺失问题。“信息披露制度，投资者能充分了解情况，从一定程度上，提高投资者对绿色金融的吸引力。”另外，安国俊表示，各地区关于绿色产业税收，包括地区绿色金融风险和收益的相关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
安国俊建议，环保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应统筹协调，尽快明确企业环保责任，防范绿色金融风险发生。例如，在环境高风险领域适时出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确立银行的环境法律责任，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机制等。这些措施的建立，需要立法机构、相关部委和金融机构的配合和推动。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公众的共同期盼，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到绿色金融领域。面对绿色金融鼓励政策的陆续出台，很难有绿色企业拒绝乘胜追击的机会，绿色金融发展的最好时代就是现在。
普通人的绿色金融实践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个体的信息交互的便利，人们的生产生活迎来深刻变化。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谈到碳排放管理、节能减排针对的是工业企业，在新技术没有出现时，碳排放细化到家庭、个人几乎不可能的。
今年二十国集团（简称“G20”）框架下的绿色投资大会上，绿色数字金融联盟发布的一份专题报告，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关注的焦点。
通过行走、移动支付、生活缴费、网络购票、电子发票等生活行为，蚂蚁金服平台计算出相应的减排量，达到一定绿色数量后，将在线下种植一株现实的树木。蚂蚁森林在去年8月推出后，吸引了用户人数超过2.2亿，线上种下的845万棵梭梭树，将在今年内种植成为真树。
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华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蚂蚁森林把日常生活的个体碳减排量精准计算，建立个人“碳账户”，也让大家了解绿色金融与自身的紧密性，从而对人们主动减排行为进行鼓励。
“环境不是私人所有物，对环境有贡献的公益事业，同样能够通过商业手法进行推广。”李振华表示，从企业角度看待绿色产业发展，要做到公益与商业的平衡。各行业领头企业需要以身作则，用公益的心态，优秀的绿色产品调动更多的商业资源。同时，李振华呼吁政府对绿色项目、绿色企业的激励进行引导，“这样才能让更多有情怀和责任意识的公益企业和组织加入进来，促进构成多元化的绿色产业成员生态”。
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已经启动，预示着我国绿色金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履行《巴黎协议》承诺
文/本刊记者 寇佳丽
2016年6月6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变化问题特别联合会议在中国举行，双方就绿色金融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模式进行探索，推动《巴黎协定》尽快生效。2016年9月6日，G20峰会发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首次将绿色金融写入公报中。2017年6月1日（华盛顿时间）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脚步并未停止。
什么是绿色金融
“国际社会针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的研究一直都有，绿色债券或者绿色基金也不是新生事物，但‘绿色金融’的说法，确实由中国首次提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2016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绿色金融进行如下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包含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等金融工具。
如今，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中国的战略重点，绿色金融则是绿色经济的重要支柱。将绿色金融列入G20杭州峰会的重点讨论议题，不仅体现了中国经济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国落实《巴黎协议》、与国际金融发展接轨的决心。
张承惠向《经济》记者透露，国内学者在与加拿大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合作的时候，曾经就绿色金融展开讨论，若只提“绿色金融”，对方似乎毫不知情，但提到绿色债券、企业社会责任，双方学者均有独到见解。
为什么国际金融领域在还没有普遍认识绿色金融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对它的具体实践了呢？这还要从赤道原则说起。
赤道原则是国际金融机构最常用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准则。依据该原则，金融机构对融资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适用于总成本超过1000万美元的所有新项目融资以及因改建、扩建对环境或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原有项目。
“这个原则是国际金融机构在2002年于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大区提出的，因为格林威治天文台有一条0度经线，所以取名叫子午线原则，金融机构可以自愿采纳。最初，选择使用该原则的几乎全是发达国家的银行，后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接受它。传统上，国际社会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为了体现子午线原则的广泛性与包容性，大家共同赋予它另一个称呼——赤道原则。”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贾晋京教授这样对《经济》记者解释。
当前，接受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近80家，包括花旗银行、巴莱克银行、荷兰银行等大型国际机构。不过，截至2017年3月底，中国只有两家银行加入上述行列：兴业银行和江苏银行。从这点看，中国更有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
贾晋京指出，接受赤道原则意味着自觉接受来自银行外部的社会监督，也意味着有些涉及民生的项目可能会因其环境、社会因素的评估未达到赤道原则的要求而难以获得资金支持。考虑到目前中国银行业对赤道原则的接纳程度，绿色金融或许恰好能够弥补这一遗憾。
已成国际流行趋势
尽管绿色金融与赤道原则存在重合部分，两者仍然有所区别。
“从原理上看，赤道原则是银行业的伦理准则，银行投资一个项目，不仅要遵守赤道原则，也要遵守法律原则，这些都是金融业的横向要求，绿色金融呢，它更侧重纵向规则，属于金融实务层面，有具体的区块，比如绿色融资、绿色债券等。”贾晋京如此解释。
从实务操作上看，绿色金融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发展迅速，德国还专门成立了绿色银行。此外，由于《巴黎协议》对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框架安排，许多支持该协议的国家都对绿色金融感兴趣。可以说，绿色金融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发展的热门趋势。
作为第23个批准《巴黎协议》的缔约方，中国已经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2016年3月，国内建立了绿色债券市场，到当年年底，发行规模就达到了2200多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首位。2017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发行绿色债券36只，共计700.4亿元人民币。市场启动至今，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约占同期全球发行规模的30.34%。践行绿色金融之坚定、果断，由此可见一斑。
上海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钱军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绿色金融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已无需讨论。“中国将生态文明作为五位一体的一个方面，足够说明我们对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我国经济想要完成向中高端、节能化、生态化转型，绿色金融必不可少。”
与此同时，钱军也提醒记者，越是重要的经济计划，越需要政府与市场协调合作。对于绿色金融，我们能够通过什么代价换来什么成果，需要官方预先做出框架规划。他认为，对于中央政府支持的发展方向，中国的企业、地方政府容易出现跟风、先动手后动脑的现象，虽勇气可嘉，却比较容易输在策略上。而提到赢在策略上的绿色经济，不能不说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对各企业强制规定碳排放量，为全球减少碳排放量做出巨大贡献。该交易体系设立了众多交易中心，比如巴黎Bluenext 碳交易市场、欧洲气候交易所（ECX）等。
目前，全球碳产品交易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在欧洲市场完成。这一区域的排放交易体系有两大特点：遵守风险管理、套利获利结算等的多样化；交易品种多样化，现货、期货、期权一个不少。值得关注的是，ECX还成功运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配额机制使其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碳排放权衍生品交易市场。
“为什么人家做的风生水起，因为它不仅对污染企业每年的排放量做出具体要求，还对排放量的交易进行明码标价，一个企业如果超出预算量，就需要向比较环保的企业购买排放量。企业就会自省：是花钱买别人的排放量合算，还是把钱投资到环保技术革新上合算。这种安排的好处就在于，它从根本上刺激企业主动减少污染，主动寻找更环保的生产路径，如果它不这样做，就需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
钱军强调，好的框架规划能够让大中小企业更有的放矢，而向国际上其他与绿色经济有关的市场规划模式学习，将有助于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试验区起航
文/本刊记者 黄芳芳
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绿色金融概念再次升温。试验区到底试验什么？为什么选择上述5个区域？
试验区应因地制宜
早在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就呼吁我国应尽快发展绿色金融。他告诉《经济》记者，创新试验区分别选择了浙江省的湖州市、衢州市、江西省的赣江新区、广东省的广州市、贵州省的贵安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哈密市、昌吉州和克拉玛依市。“目前浙江省和广东省基础较好，经济水平较高，金融机构较为集聚。而其他地区则刚刚起步。”
“无论发达与否，都应该朝着绿色发展的方向努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主任田辉研究员告诉《经济》记者，中央选择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颇为不同的5个省区。“既体现出绿色金融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有利于未来在全国推广而积累经验。”
5个省区在现有经济和产业基础、未来发展着眼点等方面不尽相同，各有特点，因而在绿色金融工作的重点内容等方面略有差异。田辉认为，5个省区试点方案的基本内涵和逻辑是一致的。他们都依据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等绿色发展顶层设计文件而实施，都强调金融创新以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点工作都围绕制度、组织、市场、产品、服务、政策保障等核心任务而展开。
但也各有特色和重点，譬如浙江省强调压缩“两高一剩”行业贷款规模。“两高行业”指高污染、高能耗的资源性的行业；“一剩行业”即产能过剩行业。贵州省等强调绿色信贷规模投放的增长。这其实是绿色信贷“因地制宜”的不同选择。因为绿色信贷有两方面的内容，既有保也有压，即对绿色的项目多加支持对非绿色加以抑制；既包括存量上的调整，也包括增量上的调整。
能力建设刻不容缓
6月27日，《经济》记者联系到刚刚离开深圳的马骏，他已登上奔向下一站的动车。“通过绿色金融成果巡展宣传绿色金融案例是最好的方式。很多企业看到别人的案例，尤其是兄弟单位的，能更快地推进绿色金融。”
“从政策层面看，绿色金融目前没有什么难点，下一步就看各地政府、金融机构如何展开行动。”马骏认为，能力建设是最大挑战。很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主管还不太清楚绿色金融到底是什么。在他看来，绿色金融就像是医院中的上百种药品，每一味药都有主治的病症，对症下药才行得通。“污水处理、新能源、兴建地铁各自属于不同的绿色项目，有不同的融资需求，需要不同的金融工具。”因此，绿色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想法很好，但执行难。”令田辉感触较深的是，地方政府普遍认识到绿色发展，以及开展绿色金融工作的重要性；在落实时，却彷徨在绿色发展的长期任务与短期经济增长压力的矛盾中。她在某省调研绿色金融时，相关政府官员大谈本省坚决停止对产能过剩和污染环境的产业的金融支持，却私下里打听怎么帮助“两高一剩”企业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传统思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当前地方政府仍处于政绩时代。”东北证券创新融资部总经理、《经济》杂志社产业基金发展联盟副秘书长朱建军告诉《经济》记者，他关注过安徽、陕西、湖南等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落实情况。“很多省出台了框架性的文件后，就没有下文了。”地方政府偏好投资地产、桥梁、道路、园区等明显拉动GDP的项目。而绿色产业的市场机制尚未健全，投出去无法立即拉动GDP的增长，地方政府从意愿上就少了积极性。
顶层设计如何落地
“省里已经下文件，市里也在调度我们按部就班地部署绿色金融。”这是《经济》记者联系贵州省六盘水市金融办得到的回复。记者联系江西省金融办时也被告知，试验区的绿色金融才刚刚起步，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
记者联系浙江省湖州市金融发展处时，相关负责人称：“湖州在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推动企业通过发行绿色企业债券、绿色债务融资等募集资金，推动绿色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计划到2020年，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权等为绿色产业融资不少于1000亿元。”
记者在江西省赣江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17年6月30日，江西省共有13家绿色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在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展示的绿色企业达148家。作为全国首家发行绿色金融债的非试点发行机构，江西银行去年以来已发行80亿元绿色金融债券。在绿色基金方面，江西省目前正在研究设立规模15亿元的“南昌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中心”子基金。
赣江新区管委会主任刘建洋曾表示，为推进绿色项目落地，赣江新区将建立绿色产业重点项目库，对绿色项目的签约、实施、落地进行跟踪服务。目前，赣江已储备多个绿色项目，包括与兴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合作，与江西金控合作推进供应链金融，与昆吾九鼎合作设立全省第二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浙赣能源合作设立清洁能源基金，与华融资产合作设立基金公司。
绿色金融的推进需要政府和市场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其中必然涉及多方利益。只有这些利益主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顶层设计和美好愿景才能落地，才不会产生偏差和扭曲。田辉表示，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是否能够落地，如何落地，如何有效引导市场，如何在创新和规范之间寻找平衡，如何避免“口惠而实不至”，这一系列问题都直接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
田辉给记者举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典型的绿色保险产品，近年来在多数地方都发展乏力，但江苏省不少地区将环责险推进情况纳入年度环保目标考核内容，列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标准体系，并建立了多部门之间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实行联动激励惩戒。省市各级联动机制的有效建立，使得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落地有了坚实基础。
在中债资信绿色债券研究团队高级分析师顾鹏看来，由于各地方政府可以在财政税收、补贴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结合各地具体的财政经济情况，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需求，有选择性地选择重点推进的行业或产业，比如市政公用领域、清洁能源领域、清洁交通领域及节能改造等领域，推动绿色债券投融资贴息、税收优惠、相应财政补贴等地方财税举措的落地。
以相对小额的成本，撬动更大体量的绿色资金，向需要绿色融资的重点领域倾斜。“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结合各地情况，通过绿色产业基金、绿色PPP等各种形式，共同推进社会经济向着绿色方向发展。”顾鹏如是说。
（本刊实习生叶梦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钱从哪儿来？
文/本刊记者 黄芳芳 李雪娇
"‘十三五’期间，预计要达到国家规划的改善环境的目标，中国绿色产业所需年均投资至少2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告诉《经济》记者。未来超过85%的绿色投资需求要靠市场化。那么，钱从哪里来？
绿色金融体系亟待建设
“中国需要建立一套绿色金融体系，强化引导金融资源，尤其是社会资本投向绿色项目的激励机制。”马骏指出，所谓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债券和股票发行、保险、排放权交易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入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转型和提升经济的技术含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主任田辉表示，绿色金融各细分市场的进展程度不同，发展并不平衡。比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发展很快，并且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一定引领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但绿色保险，特别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代表性的绿色保险业务，发展相对滞后。
“绿色债券的确是目前成长最快的绿色金融产品。未来还有很多绿色金融产品亟待发展。ABS（资产证券化）、PPP、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发展空间大，还需要一步步地探索。”马骏告诉记者。
绿色金融的新商机
“作为券商，我们一般会为绿色项目提供标准化的金融工具如绿色债券和非标准化的工具，如绿色产业基金等。”近期东北证券创新融资部总经理朱建军同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交通处电动汽车重大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成员一同为湖南省某地市筹划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布局。由于新能源汽车政策补贴逐渐减少及整车生产厂商保有量的提高，新能源汽车新投产建厂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朱建军表示，该项目将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公车配套改革、网约车部署、智能装备、智慧交通等入手，打造新的产业布局。“绿色债券可以解决一部分资金。”比如，某项目的总投100亿元，券商在参考融资人资产情况的基础上，最高可提供50亿-80亿元的绿色债券，用于该项目。
同时，还可以用绿色产业基金的形式解决另一部分的资金缺口。产业基金相当于表外运营，不进入企业负债表，可以优化企业的负债结构，同时能为企业提供3-4倍的融资杠杆。比如企业可以出项目总投30%的资本金，其余资金可通过产业基金的形式来补充。
近年来，尽管地方上发起的产业基金比较多、基金规模较大，比如2000亿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1000亿元的安徽省产业发展基金等。朱建军指出，实际上不少产业基金落地较慢，有时会因为较难寻找到适宜项目或基金管理上多层级沟通，资金无法高效投放落地。
考虑到项目的流动性和退出问题，可采用不同的金融结构解决资金问题。朱建军建议项目方寻找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与当地企业进行联动，成立项目公司或采用PPP的融资结构。“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绿色产业项目的专业化操作程度。另一方面，为项目建立通畅的退出渠道。”朱建军如是说。
融资探索：光伏行业
作为绿色产业之一的光伏行业一直有较好的融资渠道。光合联萌运营总监沈梦伟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各家银行都设有光伏贷，为户用型光伏提供融资方案。“银行的确起到表率作用，目前在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都希望为光伏行业做个性化的融资服务。”
光伏行业的融资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制造型企业，包括一些组件生产型企业和他们的供应商。另一类是投资企业，他们是通过投资开发电站，然后出售或持有收取电费获取收益的一类企业。这两类主体都面临着不同的融资困惑。
光伏生产链上的企业往往面临账期较长、资金回笼慢、现金流紧张等窘境，沈梦伟认为，供应链金融更适合他们的融资需求。而光伏投资企业的融资困惑聚焦在前期的建设成本，苏美达能源市场总监袁全对《经济》记者表示，环境、地理位置、政策、项目周期是否稳定，业主与银行信息不对称等多方面原因，银行向业主提供金融支持存在一定的门槛。“业主更需要从前期融资到后期运维一体化的综合服务。”相较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少能源企业更看重这块业务。
“光伏企业对电站项目的资金监管、质量监管以及项目处置，都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我们更愿意为融资方提供便捷的融资服务。”沈梦伟如是说。
然而，在推进融资业务的过程中，沈梦伟表示，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资产的风险评估问题。除了调查企业详细的信用档案、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价值评估，更要有一套完善的风控系统。譬如，如何评价资产，如何进行风险尽调以及项目出险如何处置等。“一方面要严格把控项目的风险，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投资人的用户体验，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清洁能源融资举步维艰
同为绿色产业的清洁能源行业则面临另一番光景。
很多企业愿意发绿色债券，比如做清洁能源的上市公司亿利生态。2016年，该公司发布公告发行了绿色债券，之后便悄无声息了。据业内人士分析，上市公司已发布公告，意味着有证券公司替该公司运作绿色债券，但可能在审批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或者项目本身有瑕疵，到监管部门那里便卡住了。
“中小企业融资难，大家都理解。其实中小绿色企业融资更是难上加难”。福建永恒能源管理有限公司CEO张誉铧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通常大的绿色项目需要几亿资金投入，且回报周期长，单靠企业自身力量很难发展起来。虽说绿色企业有益于社会，但多数金融机构并不能把它和经济回报联系起来。
张誉铧表示，福建永恒算是清洁能源企业中比较幸运的一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绿色金融机构的支持。“2012年获得了青云创投的股权投资，兴业银行共提供了2000多万元的绿色贷款，顺利渡过了初期项目开发的难关。”提到当时的心情，张誉铧表示除了喜悦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心。
“当绿色产业规模逐渐成型后，会遇到融资瓶颈。”张誉铧表示，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为主的企业越来越难拿到资金了。“每个行业都有合同能源管理通则，但范围广泛，没有专业性机构对接，很难开展融资工作。”
据张誉铧介绍，2015年国务院取消了合同能源管理补贴，很多银行与基金都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借贷与投资都采取观望态度。福建永恒因此调整了业务模式，以能源服务替代合同能源管理。不过，张誉铧对此事表示乐观，国家在今年上半年出台了不少政策，相信未来关于能源的合同能源管理相关细则会出台，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国家提供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让中小企业更加重视绿色项目的开展，才能有质有量地完成承接业务。同时，也希望更多金融机构能够认识到绿色企业的经济效益。”
清洁能源融资较难，不仅是国内。美国清洁能源投资面临巨大融资缺口。
尽管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但在为清洁能源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方面，金融市场表现却差强人意，现有金融体系未能为清洁能源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美国联邦政府对清洁能源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导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决策；二是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效率偏低，受惠面较窄，无法对机构投资者产生充分的激励效果；三是美国资本市场运行模式与清洁能源投资的特点并不匹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主任田辉告诉《经济》记者，即使在美国这样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国家，绿色金融的发展都属于一个崭新的课题，都处于探索学习阶段。因此，我们更需要对现行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发展政策等多方面进行审视和重新设计。“单纯依靠财税激励已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更加全面的政策组合，才能确保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创投助力绿色项目
“绿色发展领域的投资实属不易。”青云创投战略与研究合伙人卢琦对《经济》记者感慨：10年前的绿色市场比较“安静”。近几年，随着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逐渐受到政策和市场关注，国家开始提倡绿色金融概念，这个领域逐渐热闹起来。
卢琦告诉记者，绿色领域涵盖范围广泛，凡是能够明显减少污染，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的领域都可称为绿色领域。绿色领域的投资机会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环境技术，这类企业往往是重资产型，利润率相对要薄一些，需要扩大产能维持经营；二是清洁技术，依靠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比如电池、半导体技术等；三是可持续技术，指的由市场需求驱动的，善于将智能互联技术运用在绿色产业中的企业。卢琦表示，青云创投目前会偏向可持续技术的投资，当然前两个阶段也会持续关注，但会更注意对市场风险和技术商业化风险的规避。
这种投资偏好也符合绿色产业的发展趋势。以能源行业为例，最初绿色产业是考虑如何让能源生产更清洁，之后逐渐往应用端延伸，创新产生于怎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减少能源浪费，现在新的可持续技术企业会考虑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学习把能源的消费更精细化管理。
绿色企业生存和发展不易，需要投资公司给予更多帮助。卢琦向记者介绍，得益于青云创投深耕绿色行业多年，拥有丰富的产业资源，一直帮助被投资企业整合全球资源。“去年我们投资了一家用深紫外线LED做消毒杀菌解决方案的美国公司Rayvio（紫岳紫外科技），其下游应用场景很广泛。”投资之后，青云创投将其引荐给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新区政府。鉴于当地有不少医疗类企业和家电类企业，能够与Rayvio合作。翠亨新区政府对这类绿色项目很支持，这家初创企业得到了政策资金的支持，同时政府为企业提供了生产的无菌车间等。卢琦表示，深入帮助被投资公司做战略方向把控、介绍关键资源，这种合作共赢的例子很多，从投资回报上就能够体现出来。
谁是解码器
“当下绿色金融还只是一个理念，它是有颜色、有态度的金融。”E20研究院院长、北大环境学院E20环境产业研究院院长傅涛对《经济》记者表示，除了上市或放贷会优先考虑环保企业，并没有给绿色产业特殊的金融政策。
环境产业有资产沉淀性强、收益稳定，但收益率不高、政府采购的比重大，年底集中收付款等特点，环保领域尚未形成自己的估值方法。“政府说年底要把这条河变清，环境企业的客户会一哄而上，企业的账款会很集中。”傅涛表示，它与其他支柱产业截然不同。“从金融报表来看，很多人看不懂环保产业，觉得风险特别大。”因此，金融与环境产业之间需要一个解码器。
朱建军表示，金融机构对传统业务如固定资产投资类的项目更为熟悉，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比如地产项目或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每个环节投资成本和总收益都能预算出来，都可以用债权的方式去提供融资。从规划设计、撰写可研报告、监管机构审批、金融机构介入、项目运营、项目去化率、资金退出等整个环节形成完整的运作闭环。但绿色产业和金融机构所偏好的有抵押或质押标的的项目截然不同。银行缺少一种抓手，包括绿色产业的监管部门和审批流程也不同于固定资产类项目，金融机构缺乏对绿色项目的专业判断能力。
在绿色项目中，绿色城镇化项目、节能环保主题的项目属于资金方比较偏爱的，如节能环保重大装备、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等项目，该类项目既有政府政策扶持，自身又可创造收益，可形成较为优质的标的资产，融资较为容易。但是公益类如污水垃圾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空气治理或雾霾治理、湖泊治理、乡村水治理，甚至是清洁能源的项目，一般无法直接市场化运营产生收益，该项目的现金流或产出情况很难预计，用发债或信贷的形式很难形成资金链闭环，也是部分绿色项目融资难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产业的比重会逐渐增加。朱建军建议，金融机构应加强与国家级智库之间的沟通，通过智库的专业支持，以增强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的专业判断能力，也有助于金融机构判断绿色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辅助企业将绿色项目变成一种市场化的商业运营行为。其次，国家的监管部门应该逐渐地探索出绿色项目所产生的权益流通机制，如碳排放权、污水处理权、知识产权等形成一种权利，变成固定资产一样，可以进行抵押或质押。如此一来，以增信的方式融资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
“未来绿色金融应该有很大空间，真正能够沉下心来研究绿色产业特点的金融才是产业的朋友。但产业也要更好地适应金融的风险控制。”傅涛如是说。
绿债触发万亿需求
文/本刊记者 许亚岚
2015年7月，一家名为金风科技的新疆企业在香港发行了3亿美元绿色债券，成为国内第一单绿色债券。此后我国绿色债券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国际上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市场，未来仍有巨大潜力。
然而，绿色金融市场仍需规范和健全，随着政策和配套制度的完善，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成熟，绿色债券市场将会经历快速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绿色债券也将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规范。绿债种类繁多 挑选需谨慎
去年以来，多家公司和金融机构发布绿色债券，很多企业和投资人对绿债的期待值一直很高。从长远看，绿色债券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绿色产业的年投资需求在2万亿元以上，而财政资源只能满足其中的10%-15%，融资缺口达1.7万亿元以上。
一般来讲，绿色债券分绿色金融债、绿色企业债、绿色公司债和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四类。
绿色金融债是指金融机构法人依法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产业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准发行和监管。
绿色企业债指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绿色城镇化、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开发利用、循环经济发展、水资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污染防治、生态农林业、节能环保产业、低碳产业、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实验、低碳试点示范等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项目的企业债券，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发行和存续期监管。
绿色公司债则指在交易所发行的，支持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产业的公司债券，由交易所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由中国证监会监管。
最后，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是指在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流通的，支持募集资金用于绿色产业的债务融资工具。
绿色债券所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绿色产业项目，设立专门的账户实现专款专用。截至2017年6月末，目前国内已经有81只绿色债项发行，总体上看，绿色债券可以给发行人带来社会声誉上的积极影响，可以起到非常良好的宣传效果，体现出发行人对于绿色经济的关注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姿态。
国内发行绿色债券的机构所投放的项目各有不同。能源是生产和生活必需的燃料和动力来源，但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已经成为导致环境污染和全球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十三五” 期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新增投资将达到2.5万亿元，比“十二五” 增长近39%。这为绿色租赁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华夏银行累计投放各类新能源项目超过80亿元。
再如中国农村发展银行，在绿色债券、绿色信贷方面与“三农”发展息息相关，从田间到餐桌，从空气、水、土到最终产品等，无处不“绿色”。去年12月21日，农发行成功发行首期绿色金融债券60亿元，专项用于支持林业生态建设。农发行自去年创新开办林业资源开发与保护贷款以来，已累计发放133亿元贷款，重点支持天津、河北、贵州、广西等5个地区绿色发展项目。其中仅利用绿债资金的绿色认证项目就达42个。
多项标准出台 但仍需完善
绿色债券市场在我国发展空间广阔，虽说业内一直在完善绿债市场，但仍缺少一些规范。比如统一的界定标准。中债资信绿色债券研究团队高级分析师顾鹏对《经济》记者表示，统一界定标准的制定，需要各部门根据市场上反馈的信息、问题和具体需求，对已有的目录性文件进行规范和完善，最终确定统一的目录，并有必要对于部分项目分类进行解释和示例。
例如首家构建绿债支持项目目录评估标准的中债资信，其发布的《中债资信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方法体系》中，创新性地进行绿色程度分级，搭建了对绿色债券募投项目环境效益的定量评价标准和操作方法，从而将募投项目环境效益进行了深绿、绿、较绿、浅绿以及非绿的绿色程度划分。
去年以来，为支持绿债的发行，多家机构发布了《绿色债券评估方法》、《企业主体绿色评级标准体系》等多个政策，国仕资本研究协会特约研究员李高阳对《经济》记者称，相关制度文件的出台，有助于规范完善绿色债券市场，压缩监管套利空间，提高国内外投资人对我国绿色债券的认可度。
顾鹏表示，将来市场上结合各机构不同的方法，可以进一步通过差异化的，具有绿色程度的评估认证结果，向市场传递更清晰的环保信号，推动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鼓励深绿等优质的绿色项目，能获得市场更深层次的认可，以及未来可能在成本上带来更加明确的优势。
从更为实际的发行成本角度看，根据中债资信的统计，2016年度绿色债券可比同级别主体同期发行的普通债券，例如，普通债券与AAA级主体3年期绿色债券的利差约为67个BP（基点），而普通债券与AA级主体5年期绿色债券的利差约为74个BP。这也反映出市场对绿色债券的逐渐接受与认可。
顾鹏告诉记者，各家对于绿色债券的第三方评估认证，主要参考的是GBP原则的四个主要方面，即对债项的募集资金使用、项目评估与筛选、募集资金管理，以及信息披露与报告情况四个核心要素的表现情况进行评价。各家方法的评价逻辑总体一致，关注的要素或方面略有差异。
除此之外，顾鹏认为，中国绿色债券的发展还缺少三个保障。
第一，规范严谨的第三方认证。第三方认证未能充分实现募投项目绿色属性把关、为市场提供绿色债券项目有效环境效益信息披露的预期职能。可能的举措将会包括：第三方认证市场的准入资质要求、第三方认证的行业标准或规范等相关的制度安排、第三方认证的监督和信息披露等。
第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安排。信息披露带来社会舆论环境的公开程度的提升，配合网络化传媒爆炸性传播速度和覆盖广阔的影响程度，产生有效的舆论监督压力，倒逼发行人必须关注其环境行为。
第三，降低融资成本的配套举措。总体而言，目前绿色债券的融资成本相比普通债券并没有明显优势，对于某些发行人甚至会存在一定的劣势。对于投资者，尤其对于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而言，除了获得绿色投资者的标签，可能还需要落实配套的优惠措施。
最后，博时基金总经理江向阳对《经济》记者表示，目前我国的绿色债券产品较少，绝大部分集中在银行、汽车以及能源等领域，建议扩大绿色债券的发行主体范围，鼓励符合要求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扩大绿色债券的品种和规模，然后才能形成绿色债券板块。“同时缩短绿色债券的上市流程，方便投资者进行交易。”
利率走高 发行放缓
“绿色债券的发行门槛比其他债券更有优势，它不纳入企业的净资产考核范围。”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新融资部总经理朱建军告诉《经济》记者，一般而言，公募债券只能发行企业净资产40%的债券，比如，一家企业的净资产100亿元，按规定只能发行40亿元的债券。
另一方面，发改委规定，一般性企业发行债券要求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5%。绿色债券可以突破此上限，在资产负债率低于75%的前提下，核定发债规模时不考察企业其他公司信用类产品的规模。同时，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可使用不超过 50%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营运资金。譬如，主体信用评级 AA+且运营情况较好的发行主体，可使用募集资金置换由在建绿色项目产生的高成本债务。因此，它比其他债券品种更加灵活。
今年年初，市场利率高企，尤其是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达到近两年的历史最高位，预计未来3年内该利率会持续不断走高，这意味着企业融资成本不断增加。同时，银行的理财受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的影响，投放的额度有所减少，对于整个市场资金面而言流动性比较紧张，债市情况不是很好，企业发债比较困难，金融机构去购买债券的资金额度比较紧张，造成整体债市的发行量较低。
朱建军指出，目前5年期中票发行利率已高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绿色债券是债券细分品种，发行情况也受整体市场行情的影响。此外，金融机构更愿意投资现金流好、周期较短的项目，倾向于投资3年以内的项目。然而，绿色金融无论从现金流还是周期来说，并不一定符合投资机构的癖好。在银行授信和金融机构支持、资金调度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磨合期。
目前有很多募投的项目并非真正的绿色债券。目前市场上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不合规的情况：一是将非绿色产业包装成绿色产业；二是把一个大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小项目以绿色债券名义去重复融资；三是以小报大，或掺杂其他项目。“项目本身的瑕疵和潜在风险，将成为绿色债券上报及发行的阻力。”
风控进行时
文/本刊记者 李雪娇
近年来，我国在绿色金融建设上的步伐加快。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青睐，加上绿色金融初具规模，难免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加上之前出现的新能源汽车骗补、“弃风”“弃光”事件，绿色金融发展并不总是充满阳光。
绿色金融乱生相
还记得那个号称改变交通拥堵、实现绿色低碳出行的巴铁吗？曾经被媒体争相报道的“空中巴士”又火了，与之前声音不同的是，这次的巴铁被撕下了众多赞美的标签，摆在公众面前的是巴铁闲置1年即将拆除，投资方涉嫌非法融资的真相。打着绿色的旗号，却做着违法的行为，出现“漂绿”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有关部门又将如何应对？
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告诉《经济》记者，由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不完全一样，没有政府引导，金融不会迅速天然地变成绿色，“但只靠市场，金融不是健康的绿色”。
郭沛源介绍，一方面，绿色项目投资回报期较长，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政府需介入“市场失灵”问题，即环境成本的外部化。过去企业排放的废气、废水，环境成本由社会承担了大部分，从而出现牺牲绿色换取了经济的快速腾飞。“而现在，我们要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特别是政府通过更严格的政策手段监管企业，让原来分摊给社会承担的成本由企业自己来支付。”郭沛源表示，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利于形成良性的市场机制，到那时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驱动绿色金融走向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绿色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应对得当，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从实践角度来看，绿色金融体系最终还需落实到地方，根据区域发展特色，推陈出新、自下而上地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对此王遥建议，对于优秀的绿色金融实践案例，有关部门要总结经验，宣介共识。树立绿色金融行业的标杆和典型，营造发展绿色金融的声誉效应。同时也要加强负面管理，例如，设置环境处罚和环境违法信息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平台。依托金融力量，发挥资金融通、定价功能让资金流向应该配置的地方，为我国实体经济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动力。
有规矩才成方圆
在强有力的顶层设计下，绿色金融作为创新性的金融制度安排，推动了绿色经济的转型。绿色金融提供了一把钥匙，用来打开经济增长的新突破口，而不是打开潘多拉的魔盒，释放更多的金融风险。
王遥表示，绿色金融发展面临挑战大致分为五个方面：一是绿色项目外部性如何内生化问题；二是绿色项目的期限错配，即银行信贷支持绿色项目存在“短钱长贷”；三是缺乏绿色定义；四是信息不对称；五是环境风险分析能力缺失的问题。综上所述，王遥认为，解决以上绿色金融风险，可以从制度上做好基础建设。“眼下，绿色债券市场归属不同的部门主管，标准不一，健全制度是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
完善的标准是衡量一个行业成熟的标志之一，记者通过采访发现，绿色金融领域对绿色项目的标准亟待统一。如何界定项目的绿色成色，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知识，容易产生误判，市场上“伪绿”项目也难以根治。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国俊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绿色金融市场，除了统一绿色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外，企业与监管信息沟通不畅阻碍着绿色金融发展，因此，建立定期的信息披露制度很有必要。
安国俊认为，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有效解决投资资金面临的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以及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工具的缺失问题。“信息披露制度，投资者能充分了解情况，从一定程度上，提高投资者对绿色金融的吸引力。”另外，安国俊表示，各地区关于绿色产业税收，包括地区绿色金融风险和收益的相关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
安国俊建议，环保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应统筹协调，尽快明确企业环保责任，防范绿色金融风险发生。例如，在环境高风险领域适时出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确立银行的环境法律责任，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机制等。这些措施的建立，需要立法机构、相关部委和金融机构的配合和推动。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公众的共同期盼，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到绿色金融领域。面对绿色金融鼓励政策的陆续出台，很难有绿色企业拒绝乘胜追击的机会，绿色金融发展的最好时代就是现在。
普通人的绿色金融实践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个体的信息交互的便利，人们的生产生活迎来深刻变化。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谈到碳排放管理、节能减排针对的是工业企业，在新技术没有出现时，碳排放细化到家庭、个人几乎不可能的。
今年二十国集团（简称“G20”）框架下的绿色投资大会上，绿色数字金融联盟发布的一份专题报告，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关注的焦点。
通过行走、移动支付、生活缴费、网络购票、电子发票等生活行为，蚂蚁金服平台计算出相应的减排量，达到一定绿色数量后，将在线下种植一株现实的树木。蚂蚁森林在去年8月推出后，吸引了用户人数超过2.2亿，线上种下的845万棵梭梭树，将在今年内种植成为真树。
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华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蚂蚁森林把日常生活的个体碳减排量精准计算，建立个人“碳账户”，也让大家了解绿色金融与自身的紧密性，从而对人们主动减排行为进行鼓励。
“环境不是私人所有物，对环境有贡献的公益事业，同样能够通过商业手法进行推广。”李振华表示，从企业角度看待绿色产业发展，要做到公益与商业的平衡。各行业领头企业需要以身作则，用公益的心态，优秀的绿色产品调动更多的商业资源。同时，李振华呼吁政府对绿色项目、绿色企业的激励进行引导，“这样才能让更多有情怀和责任意识的公益企业和组织加入进来，促进构成多元化的绿色产业成员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