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必须义无反顾地进行改革
在新“巴山轮”会议上，财政部原部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发表了议题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2017展望”的演讲。他表示，之前的几次G20会议对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比较分散，中国所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际社会上尚属首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描述要比单纯的结构性改革更明确。
楼继伟首先回顾了2016年刚刚结束的G20峰会上，我国作为主席国，在财金领域设置的改革议题及最近取得的进展。据他介绍，自2008年开始全球总需求不振、债务高举、贸易和投资低迷，这些问题虽然与周期性因素和去杠杆过程有关，但深层次原因是全球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危机后各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潜在生产率水平的下降，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回归强力增长的根本性问题，由此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问题。G20峰会是当前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2008年、2009年G20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挽救当时经济困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2010年的G20峰会上结构性改革议题首次被提出，但当时各成员国还只是在应对各自的短期问题。直到2014年的G20峰会上，才通过了促进经济全面增长的构性改革策略，但是这些策略比较分散、没有法律约束，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中国当时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楼继伟认为，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针对生产要素改革，因为需求侧是不存在结构性改革的，这就意味着不要只想着加强刺激，而应该在结构性问题方面多下功夫，需求侧是可以帮助供给侧改革的。
在这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我国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东道主，在G20议程设计上，明确将结构性改革作为财金领域的主要议题，涉及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48条指导意见，各成员国针对本国展开的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大量经验分享和讨论，并承诺要对结构性改革展开评估。“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也是本年度财金领域最大亮点之一。由于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不一，政策考虑、改革重点不同，中国作为主席国秉持开放态度，照顾各方关切，努力促成共识达成。” 楼继伟还介绍了其他国家分享的供给侧改革经验和进展，例如印度的增值税、土地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美国的养老金改革等。
目前，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硬骨头”还有很多，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财政可持续性增长、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等。对此，楼继伟表示“要实现改革的既定目标就必须要坚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对结构性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改革措施不断明确，这是符合国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体现。
楼继伟表示，“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所独有的，需求侧并不存在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是总量管理，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是提醒大家，不要老想着刺激。”
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进展较快。第一，政府大力简政放权、降低行业准入门槛、破除市场壁垒、大幅度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终结了非行政性许可，进行商事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并在自贸实验区进行试点。第二，推进价格改革。减少对市场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着力完善由市场供求形成的价格机制。第三，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实施居住证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第四，推进财政改革，加大预算的公开度、透明度，加强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严肃财政纪律，防范风险，全面推行“营改增”。对此，楼继伟还引用了IMF的评价——“中国的改革成果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
楼继伟强调，中国的经济正处于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市场配置资源”向“政府间接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观目标，必须未雨绸缪、义无反顾地进行改革。
楼继伟首先回顾了2016年刚刚结束的G20峰会上，我国作为主席国，在财金领域设置的改革议题及最近取得的进展。据他介绍，自2008年开始全球总需求不振、债务高举、贸易和投资低迷，这些问题虽然与周期性因素和去杠杆过程有关，但深层次原因是全球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危机后各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潜在生产率水平的下降，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回归强力增长的根本性问题，由此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问题。G20峰会是当前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2008年、2009年G20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挽救当时经济困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2010年的G20峰会上结构性改革议题首次被提出，但当时各成员国还只是在应对各自的短期问题。直到2014年的G20峰会上，才通过了促进经济全面增长的构性改革策略，但是这些策略比较分散、没有法律约束，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中国当时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楼继伟认为，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针对生产要素改革，因为需求侧是不存在结构性改革的，这就意味着不要只想着加强刺激，而应该在结构性问题方面多下功夫，需求侧是可以帮助供给侧改革的。
在这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我国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东道主，在G20议程设计上，明确将结构性改革作为财金领域的主要议题，涉及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48条指导意见，各成员国针对本国展开的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大量经验分享和讨论，并承诺要对结构性改革展开评估。“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也是本年度财金领域最大亮点之一。由于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不一，政策考虑、改革重点不同，中国作为主席国秉持开放态度，照顾各方关切，努力促成共识达成。” 楼继伟还介绍了其他国家分享的供给侧改革经验和进展，例如印度的增值税、土地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美国的养老金改革等。
目前，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硬骨头”还有很多，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财政可持续性增长、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等。对此，楼继伟表示“要实现改革的既定目标就必须要坚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对结构性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改革措施不断明确，这是符合国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体现。
楼继伟表示，“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所独有的，需求侧并不存在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是总量管理，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是提醒大家，不要老想着刺激。”
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进展较快。第一，政府大力简政放权、降低行业准入门槛、破除市场壁垒、大幅度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终结了非行政性许可，进行商事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并在自贸实验区进行试点。第二，推进价格改革。减少对市场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着力完善由市场供求形成的价格机制。第三，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实施居住证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第四，推进财政改革，加大预算的公开度、透明度，加强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严肃财政纪律，防范风险，全面推行“营改增”。对此，楼继伟还引用了IMF的评价——“中国的改革成果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
楼继伟强调，中国的经济正处于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市场配置资源”向“政府间接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观目标，必须未雨绸缪、义无反顾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