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注入不断钢铁如何去产能？
钢铁“去产能”的号角已经吹响。
2016年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研究抓好今年有关重点工作时强调，抓住化解过剩产能、消化不合理库存、促进企业降本增效等方面的难点问题，综合施策，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入手取得突破。
此前不久，数家上市钢企刚刚公告其获得了来自地方财政部门的资金补贴。早已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产业，为何仍有财政资金注入？这一做法，又是否与“去产能”的大趋势背道而驰？
2015年底，上市公司重庆钢铁迎来重大利好：在短短10天内，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先后两次向重庆钢铁注入1.52亿元。重庆钢铁公告称，这两笔财政资金将减轻公司整体实施环保搬迁后财务负担，支持企业技术更新和节能减排，弥补财务成本。
实际上，早在2012年底，重庆钢铁就曾经公告其获得了来自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高达20亿元的政府补贴，以弥补因环保搬迁而增加的财务费用等经营成本，并因此扭转了2011年以来的亏损局面，成功避免了“披星戴帽”。
3年过去，随着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日益突出，减产、减员、减薪甚至停产的“三减一停”已成为钢铁产业生产经营的“新常态”。而在今年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时更是强调，在化解过剩产能、消化不合理库存、促进企业降本增效等方面，要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入手取得突破。
当次之时，上市钢企却偏偏获得了地方财政资金注入，这不得不令人疑窦丛生：“去产能”时代，为何地方财政仍要救济过剩产能？
财政资金注入钢铁企业并非罕事
自2011年第四季度钢铁业寒冬期到来至今，包括凌钢、武钢、包钢、重钢等以钢铁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大都经历了巨额亏损、扭亏为盈、再度亏损的3个阶段。如果看一看它们的财务报告，不难发现，财政资金注入是上市钢企阶段性扭亏为盈的关键所在。
据《经济》记者不完全统计，2011年以来，地方财政部门每年注入上市钢企的资金总额大致在30亿元左右。从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看，节能减排、环保搬迁、技改资金、弥补财务成本是资金注入的主要由头。
在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不锈钢分会秘书长李强看来，尽管名目繁多，但“毫无疑问，保壳才是地方财政资金注入上市钢企的深层次原因”。“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壳资源及其背后的附加价值非常重要。但是，即便经过了十几年的股市改革，中国的壳资源依然紧缺。这是地方政府帮助上市钢企渡过难关的重要原因。”
李强还告诉《经济》记者，除了沪深两市挂牌的30余家钢铁企业外，地方财政部门也会向一些非上市企业提供救济。“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海鑫钢铁。”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的海鑫钢铁，曾经是山西省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但由于经营不善加之债务缠身，海鑫钢铁已于2014年全面停产并在2015年宣告破产。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海鑫钢铁2010年陷入经营困境时，闻喜县财政与运城市财政先后达成协议，向上一级市财政借款1亿元和2亿元，转借给海鑫用于资金周转。闻喜县政府还曾出面协调，要求本地的债权人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得向海鑫钢铁提起诉讼。
“一直到破产末期，地方政府都给予了海鑫钢铁很多帮助。为什么政府要帮助？一方面，这么大规模的钢厂破产后，工人怎么办？另一方面，地方也是出于面子和GDP的考虑。”李强说。
巨额补助意在“淘汰落后”
李强观察认为，仅从2015年的情况看，我国接近30%的钢铁企业都接受了财政救济，总体规模“一定不低于100亿元”——除了直接的资金注入外，还有贴息贷款、减免税费等多种救济形式。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他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2015年1-11月，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面为50.50%，累计亏损531.32亿元，主营业务亏损更是高达917.7亿元。相形之下，政府对钢企的补助资金至多几十亿元，非常有限。
李新创说，作为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钢铁行业在不少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支柱作用，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稳定就业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一些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在环保搬迁、促进生态环境改善进程中也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比如首钢、重钢等搬迁。“这些企业确实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补助。”
但他强调，向钢铁企业提供补助，意在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间接手段促进钢铁产业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创新。
据李新创介绍，近几年，我国相继出台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高品质特殊钢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等一系列钢铁产业相关政策，其中都有关于政府补贴相关的规定。
具体而言，政府给予钢铁企业的补助，可以大致分为几类：一是由于企业投入科技研发、技术升级、节能减排、淘汰落后等措施，符合政府鼓励支持方向，取得了明显效果，因此政府依法依规给予支持，“这一类实际上是政府的引导资金，有助于企业转型升级、健康发展”；二是由于企业搬迁、转型出现的腾退土地，政府根据收储协议或者其他形式的合作协议支付给企业的款项，“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无可厚非”；三是一些企业和当地社会实施开展循环经济，比如处理城市废水、为当地社区供暖以及一些社会职能等，也会产生政府性资金流入；四是企业在稳岗、安置职工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政府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支持，“这也是合法、合情、合理的”。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保税收、保就业等向企业额外输血，比如广为诟病的电价补贴等，使得一些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苟延残喘，拖了产业去产能、转型升级的后腿，同时造成了财政资金的低效化。“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李新创说，“对于这类为一时之快、一地之利而出手输血的政府补助行为，应坚决反对、声讨”。
“财政补助为产业带来破坏性影响”
然而，李新创也承认，政府资金补助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钢铁企业保生存求发展是雪中送炭，另一方面也延缓了钢铁行业去产能的步伐，不利于发挥市场作用优胜劣汰。
李强更是指出，回顾过去数年，地方财政对于钢铁企业的补助行为，实际上为整个产业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市场就是优胜劣汰。”李强分析说，在中国，铁矿石、主焦煤等钢铁原料都严重依赖进口，这就导致了沿海地区钢铁企业的成本优势远远底于内陆钢企。包括达钢集团（位于四川）、武钢集团和海鑫钢铁等在内的内陆钢铁企业，如果不能在经营管理、生产工艺、产品特色上有所创新，竞争力逐渐减弱是自然而然的。而地方财政向钢企“输血”，却破坏了钢铁市场的正常演变推进。
“给重钢补助，以前还有人说，是因为‘重钢生产的是重要的船舶用钢’。但是十几年来，重钢一再退步，像它们这种技术水平的钢，能够生产的企业太多了。”在李强看来，注入财政资金的钢企大多不是真正的行业先进，而可能仅仅只是对于某一个地区非常重要。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行业专家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尽管产能过剩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但所有钢厂依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落后产能”，都是在“硬撑”，等着别人关停。地方政府也希望其他地方去产能，以保全自己的企业。
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就曾对媒体表示，他刚刚和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完成了一项涉及五大重点产钢省、110多家钢企的调研。在调研过程中，赵喜子注意到，部分地区存在钢铁企业已经死掉又被地方政府救活的现象。
“明明前些年，市场可以将竞争力不足的钢企自然淘汰掉，但是地方却非要拿出资金补贴它们。大量财政资金进入了无效企业，破坏了市场，让优秀企业的生存也被动地进入了冰霜期。与此同时，还纵容了企业向政府伸手的不良风气。一个天天挣扎在死亡线上、依靠补贴勉强度日的企业，真的会有能力创新吗？”李强反问道。
“随着国家清理取消地方违规制定的、面向产能过剩企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性措施，市场优胜劣汰的决定性作用终将充分发挥出来。对于钢铁企业来说，不应寄希望于、依赖于政府补助资金，而是着眼于企业经营战略转型、着力于提高自身竞争力。”李新创说。
地方财政向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业“输血”，这是否与“去产能”的大目标相背离？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告诉《经济》记者，不要听到政府向钢铁企业提供补助性资金就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要细化分类、综合考虑。“比如，补贴是否依法依规？资金的性质如何？用在何处？是否用于僵尸企业？”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
李新创在解读上述会议精神时说：“在去产能的问题上，国家并没有说不能补贴。相反，会议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都是为了有序推进去产能工作。”
这样看来，补助与钢铁去产能并非截然对立，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财政资金如何运用。
地方政府要“科学发挥财政资金作用”
“在我们看来，地方政府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深刻认识当前钢铁行业面临的严峻形势，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全面系统规划本地区钢铁产业发展，围绕‘去产能’和‘脱困’两个主要任务，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清理取消地方违规制定的、面向产能过剩企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性措施，构建公平的市场秩序。”李新创说，地方政府要科学发挥财政资金作用，引导钢铁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绿色发展、技术升级等方面着力，以真正实现钢铁产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不锈钢分会秘书长李强也告诉《经济》记者，对于钢铁行业，应该坚决摒弃“撒胡椒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贴方式。“我国钢铁产能只有几百万吨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现在的钢铁行业，是一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对于市场行为退出的企业，地方政府的责任不在救活它们，而在于要做好善后工作，最起码要解决好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
除此以外，李强认为，财政资金还可考虑用在鼓励优秀企业创新方面。
2016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时说：“2015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我们还不具备生产能力，仍然需要进口。”
“我相信，从理论上，生产‘圆珠’对于中国的钢铁企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关键在于，生产成本如何、质量和价格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李强建议，可以考虑利用财政资金在钢铁行业设置科技大奖。“要奖优，我们不说罚劣——劣应该自然而然地从市场上淘汰掉。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合理的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创新？”
去产能依赖财政资金保驾护航
值得注意的是，钢铁去产能似乎已经初露端倪。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8.03亿吨，同比下降了2.3%。这是自1981年以来钢铁产量的首次负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辛仁周也曾在公开场合透露，2010年至2014年间，中国共计淘汰炼钢产能9000万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矛盾。
不过，这些数字与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的分析——到2020年中国钢铁年产量必须下降到6亿吨左右，产能减少3亿吨——仍然差距不小。
“钢铁去产能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退出通道以及相应的退出机制，将严重过剩的产能尽快降下来。”赵喜子说。而退出机制设计的关键——企业职工安置、转岗、培训再就业问题和银行债务处置的托底政策，都要首先解决“钱”的问题。
据赵喜子测算，人员安置上，目前全国直接从事钢铁生产的职工大概180万，加上关联就业人员，总数达500多万人，去除20%的产能，意味着100万左右的职工需要安置，如果按照每人10万元买断的标准计算，需要1000亿左右的资金。
李新创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诉《经济》记者，所谓缺少“退出通道”、“退出机制”，本质上都是“缺钱”。根据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测算，想要继续削减钢铁产能2亿吨，将至少需要投入2000亿元资金。
钱从哪来？如果完全依赖钢铁企业自身出钱，无疑是不现实的。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5年11月末，钢铁全行业银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余额达到13359亿元。另据业内专家测算，此外还存在着大概2万多亿元的非银行负债。
因此，为了有效推进钢铁去产能，财政支持必不可少。赵喜子建议，这部分资金可由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分摊——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比如发债）筹一部分钱。“钢企对基金规模的积累需要时间，要解决未来的钱提前使用的问题，然后让基金慢慢还债。”
2016年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研究抓好今年有关重点工作时强调，抓住化解过剩产能、消化不合理库存、促进企业降本增效等方面的难点问题，综合施策，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入手取得突破。
此前不久，数家上市钢企刚刚公告其获得了来自地方财政部门的资金补贴。早已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产业，为何仍有财政资金注入？这一做法，又是否与“去产能”的大趋势背道而驰？
巨额财政救济难挽钢铁颓势
2015年底，上市公司重庆钢铁迎来重大利好：在短短10天内，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先后两次向重庆钢铁注入1.52亿元。重庆钢铁公告称，这两笔财政资金将减轻公司整体实施环保搬迁后财务负担，支持企业技术更新和节能减排，弥补财务成本。
实际上，早在2012年底，重庆钢铁就曾经公告其获得了来自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高达20亿元的政府补贴，以弥补因环保搬迁而增加的财务费用等经营成本，并因此扭转了2011年以来的亏损局面，成功避免了“披星戴帽”。
3年过去，随着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日益突出，减产、减员、减薪甚至停产的“三减一停”已成为钢铁产业生产经营的“新常态”。而在今年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时更是强调，在化解过剩产能、消化不合理库存、促进企业降本增效等方面，要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入手取得突破。
当次之时，上市钢企却偏偏获得了地方财政资金注入，这不得不令人疑窦丛生：“去产能”时代，为何地方财政仍要救济过剩产能？
财政资金注入钢铁企业并非罕事
自2011年第四季度钢铁业寒冬期到来至今，包括凌钢、武钢、包钢、重钢等以钢铁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大都经历了巨额亏损、扭亏为盈、再度亏损的3个阶段。如果看一看它们的财务报告，不难发现，财政资金注入是上市钢企阶段性扭亏为盈的关键所在。
据《经济》记者不完全统计，2011年以来，地方财政部门每年注入上市钢企的资金总额大致在30亿元左右。从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看，节能减排、环保搬迁、技改资金、弥补财务成本是资金注入的主要由头。
在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不锈钢分会秘书长李强看来，尽管名目繁多，但“毫无疑问，保壳才是地方财政资金注入上市钢企的深层次原因”。“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壳资源及其背后的附加价值非常重要。但是，即便经过了十几年的股市改革，中国的壳资源依然紧缺。这是地方政府帮助上市钢企渡过难关的重要原因。”
李强还告诉《经济》记者，除了沪深两市挂牌的30余家钢铁企业外，地方财政部门也会向一些非上市企业提供救济。“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海鑫钢铁。”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的海鑫钢铁，曾经是山西省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但由于经营不善加之债务缠身，海鑫钢铁已于2014年全面停产并在2015年宣告破产。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海鑫钢铁2010年陷入经营困境时，闻喜县财政与运城市财政先后达成协议，向上一级市财政借款1亿元和2亿元，转借给海鑫用于资金周转。闻喜县政府还曾出面协调，要求本地的债权人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得向海鑫钢铁提起诉讼。
“一直到破产末期，地方政府都给予了海鑫钢铁很多帮助。为什么政府要帮助？一方面，这么大规模的钢厂破产后，工人怎么办？另一方面，地方也是出于面子和GDP的考虑。”李强说。
巨额补助意在“淘汰落后”
李强观察认为，仅从2015年的情况看，我国接近30%的钢铁企业都接受了财政救济，总体规模“一定不低于100亿元”——除了直接的资金注入外，还有贴息贷款、减免税费等多种救济形式。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他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2015年1-11月，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面为50.50%，累计亏损531.32亿元，主营业务亏损更是高达917.7亿元。相形之下，政府对钢企的补助资金至多几十亿元，非常有限。
李新创说，作为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钢铁行业在不少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支柱作用，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稳定就业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一些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在环保搬迁、促进生态环境改善进程中也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比如首钢、重钢等搬迁。“这些企业确实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补助。”
但他强调，向钢铁企业提供补助，意在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间接手段促进钢铁产业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创新。
据李新创介绍，近几年，我国相继出台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高品质特殊钢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等一系列钢铁产业相关政策，其中都有关于政府补贴相关的规定。
具体而言，政府给予钢铁企业的补助，可以大致分为几类：一是由于企业投入科技研发、技术升级、节能减排、淘汰落后等措施，符合政府鼓励支持方向，取得了明显效果，因此政府依法依规给予支持，“这一类实际上是政府的引导资金，有助于企业转型升级、健康发展”；二是由于企业搬迁、转型出现的腾退土地，政府根据收储协议或者其他形式的合作协议支付给企业的款项，“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无可厚非”；三是一些企业和当地社会实施开展循环经济，比如处理城市废水、为当地社区供暖以及一些社会职能等，也会产生政府性资金流入；四是企业在稳岗、安置职工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政府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支持，“这也是合法、合情、合理的”。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保税收、保就业等向企业额外输血，比如广为诟病的电价补贴等，使得一些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苟延残喘，拖了产业去产能、转型升级的后腿，同时造成了财政资金的低效化。“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李新创说，“对于这类为一时之快、一地之利而出手输血的政府补助行为，应坚决反对、声讨”。
“财政补助为产业带来破坏性影响”
然而，李新创也承认，政府资金补助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钢铁企业保生存求发展是雪中送炭，另一方面也延缓了钢铁行业去产能的步伐，不利于发挥市场作用优胜劣汰。
李强更是指出，回顾过去数年，地方财政对于钢铁企业的补助行为，实际上为整个产业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市场就是优胜劣汰。”李强分析说，在中国，铁矿石、主焦煤等钢铁原料都严重依赖进口，这就导致了沿海地区钢铁企业的成本优势远远底于内陆钢企。包括达钢集团（位于四川）、武钢集团和海鑫钢铁等在内的内陆钢铁企业，如果不能在经营管理、生产工艺、产品特色上有所创新，竞争力逐渐减弱是自然而然的。而地方财政向钢企“输血”，却破坏了钢铁市场的正常演变推进。
“给重钢补助，以前还有人说，是因为‘重钢生产的是重要的船舶用钢’。但是十几年来，重钢一再退步，像它们这种技术水平的钢，能够生产的企业太多了。”在李强看来，注入财政资金的钢企大多不是真正的行业先进，而可能仅仅只是对于某一个地区非常重要。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行业专家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尽管产能过剩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但所有钢厂依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落后产能”，都是在“硬撑”，等着别人关停。地方政府也希望其他地方去产能，以保全自己的企业。
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就曾对媒体表示，他刚刚和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完成了一项涉及五大重点产钢省、110多家钢企的调研。在调研过程中，赵喜子注意到，部分地区存在钢铁企业已经死掉又被地方政府救活的现象。
“明明前些年，市场可以将竞争力不足的钢企自然淘汰掉，但是地方却非要拿出资金补贴它们。大量财政资金进入了无效企业，破坏了市场，让优秀企业的生存也被动地进入了冰霜期。与此同时，还纵容了企业向政府伸手的不良风气。一个天天挣扎在死亡线上、依靠补贴勉强度日的企业，真的会有能力创新吗？”李强反问道。
“随着国家清理取消地方违规制定的、面向产能过剩企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性措施，市场优胜劣汰的决定性作用终将充分发挥出来。对于钢铁企业来说，不应寄希望于、依赖于政府补助资金，而是着眼于企业经营战略转型、着力于提高自身竞争力。”李新创说。
去产能也需财政支持
地方财政向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业“输血”，这是否与“去产能”的大目标相背离？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告诉《经济》记者，不要听到政府向钢铁企业提供补助性资金就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要细化分类、综合考虑。“比如，补贴是否依法依规？资金的性质如何？用在何处？是否用于僵尸企业？”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
李新创在解读上述会议精神时说：“在去产能的问题上，国家并没有说不能补贴。相反，会议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都是为了有序推进去产能工作。”
这样看来，补助与钢铁去产能并非截然对立，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财政资金如何运用。
地方政府要“科学发挥财政资金作用”
“在我们看来，地方政府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深刻认识当前钢铁行业面临的严峻形势，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全面系统规划本地区钢铁产业发展，围绕‘去产能’和‘脱困’两个主要任务，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清理取消地方违规制定的、面向产能过剩企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性措施，构建公平的市场秩序。”李新创说，地方政府要科学发挥财政资金作用，引导钢铁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绿色发展、技术升级等方面着力，以真正实现钢铁产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不锈钢分会秘书长李强也告诉《经济》记者，对于钢铁行业，应该坚决摒弃“撒胡椒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贴方式。“我国钢铁产能只有几百万吨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现在的钢铁行业，是一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对于市场行为退出的企业，地方政府的责任不在救活它们，而在于要做好善后工作，最起码要解决好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
除此以外，李强认为，财政资金还可考虑用在鼓励优秀企业创新方面。
2016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时说：“2015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我们还不具备生产能力，仍然需要进口。”
“我相信，从理论上，生产‘圆珠’对于中国的钢铁企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关键在于，生产成本如何、质量和价格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李强建议，可以考虑利用财政资金在钢铁行业设置科技大奖。“要奖优，我们不说罚劣——劣应该自然而然地从市场上淘汰掉。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合理的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创新？”
去产能依赖财政资金保驾护航
值得注意的是，钢铁去产能似乎已经初露端倪。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8.03亿吨，同比下降了2.3%。这是自1981年以来钢铁产量的首次负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辛仁周也曾在公开场合透露，2010年至2014年间，中国共计淘汰炼钢产能9000万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矛盾。
不过，这些数字与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的分析——到2020年中国钢铁年产量必须下降到6亿吨左右，产能减少3亿吨——仍然差距不小。
“钢铁去产能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退出通道以及相应的退出机制，将严重过剩的产能尽快降下来。”赵喜子说。而退出机制设计的关键——企业职工安置、转岗、培训再就业问题和银行债务处置的托底政策，都要首先解决“钱”的问题。
据赵喜子测算，人员安置上，目前全国直接从事钢铁生产的职工大概180万，加上关联就业人员，总数达500多万人，去除20%的产能，意味着100万左右的职工需要安置，如果按照每人10万元买断的标准计算，需要1000亿左右的资金。
李新创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诉《经济》记者，所谓缺少“退出通道”、“退出机制”，本质上都是“缺钱”。根据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测算，想要继续削减钢铁产能2亿吨，将至少需要投入2000亿元资金。
钱从哪来？如果完全依赖钢铁企业自身出钱，无疑是不现实的。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5年11月末，钢铁全行业银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余额达到13359亿元。另据业内专家测算，此外还存在着大概2万多亿元的非银行负债。
因此，为了有效推进钢铁去产能，财政支持必不可少。赵喜子建议，这部分资金可由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分摊——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比如发债）筹一部分钱。“钢企对基金规模的积累需要时间，要解决未来的钱提前使用的问题，然后让基金慢慢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