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 2020年县域高质量发展如何发力？

    古语有云“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县域经济发展得好，就业和服务也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带动。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县域经济基础仍然较为薄弱，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是一个最为突出的短板，也是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源。
 
    为了更好地推动地方发展，找到破题之法，1月12日，由经济日报社指导，《经济》杂志社主办的“2020《经济》杂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办，农业农村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相关领导，以及四川省高县，河北省迁西县，山西省山阴县，江西省南城县，辽宁省抚顺市，北京市大兴区，山东省宁阳县、冠县、枣庄市台儿庄区、临沂市高新区等20个市县区代表出席会议，并围绕县域经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核心议题进行讨论。
 
    为县域经济发展“赋能”
 
    《经济》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陈志强在致辞时表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精准脱贫主要难点和困难就在区县；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特色小镇等一系列中央文件陆续出台；所有的信号都指向县域，这就意味着县域经济将发挥“填平补齐”的重要作用，代表国家新一轮发展方向和投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
 
    陈志强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连着“两头”，一头连着农村，肩负着带动农业转型、农民转移和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历史重任；另一头连着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县域集中了我国3/4的人口，吸纳了65%的农村劳动力，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无疑是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最具现实意义的路径选择，也是统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质举措。陈志强认为，未来5年-10年，是县域经济新一轮发展和投资从蓄势待发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
 
    据陈志强介绍，2019年，《经济》杂志社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活动”为载体，先后调研了河北宁晋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山西洪洞县，浙江常山县，安徽巢湖市半岛生态科学城，重庆荣昌区，四川高县等20多个县区市，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鲜活的案例，累计刊发了100余篇观点新颖、内容详实的深度报道，得到了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三农”重心将转为全面乡村振兴
     
    在稍后进行的专家发言环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指出，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两年多以来，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已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也初步形成。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五个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和制度保障等作出重要论述。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和顶层设计。第二，两年多来，我国在不断地完善制度和政策框架，可以将其归纳为“1+1+X”，第一个“1”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第二个“1”即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X”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着乡村振兴修改了一系列的法律规章制度，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稿、《土地管理法》修改稿等，《乡村振兴促进法》也正在起草制定中。
 
    魏后凯表示，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按照目前的推进进度，我国农村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年底实现中央提出的目标是有保障的。下一步，尤其是“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的“三农”工作重点将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但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一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二是在“十四五”期间，要夯实农业农村基本现代化的基础；三要建立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
 
    他表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实现之后，下一步，尤其是‘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的‘三农’工作重点将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但目前，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普遍问题。过去常说“千城一面”，现在很多地区是“千村一面”“千镇一面”，也就是村庄规划建设特色不够突出；治理水平低，各种矛盾多，治理能力严重不足。与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目标相比，治理能力缺口大；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村领域的重点改革进展缓慢且配套性差；农村重建设、轻管理倾向十分明显；相关支持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
 
    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板块和抓手，做不好会影响全局。魏后凯说，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弥补能力缺口，走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需多方发力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振兴乡村研究中心主任许云飞发言表示，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最基本的单位，包含城市、农村、产业、社会、环境种种因素，县域经济综合体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经济综合体的基本缩影。因此，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指数要从两个维度出发。从纵向看，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情况应该对比其历史以及现状；从横向看，要选择不同地区的县进行比较。通过不断比较，才能发现县域发展的优势和弱势、未来发展方向以及未来建设预期等情况。另外，针对县级管理者决策效应的评估对于县域经济发展指数也十分重要。从中央政策制定到地方研究执行，“核心功效”会逐渐衰减，而政策在不断下沉的过程中，县域政府领导班子如何理解政策和落实政策，都需要其具备较高的素质和水平，因而对于县域综合领导力的检测和考核必不可少。
 
    据许云飞介绍，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正与《经济》杂志社联合研究建设“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体系”，该指数体系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生活幸福、城乡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潜力7个方面。指数体系评价分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维度旨在反映县域在周边区域及全国的发展水平及地位，纵向维度则对县域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评估。他透露，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振兴乡村研究中心参加了农业农村部“十四五”规划有关数字乡村项目的研究，在此期间建议国家成立农业国家大数据研究室，并连通在农业方面的政策和资金数据，这对未来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将有极大的好处。
 
    发展县域经济关键要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县域经济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已成为关系提高综合国力、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在发言时表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具有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目前，中国的发展格局和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国际上看，形势复杂，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很多挑战。有利的方面是，全球贸易格局、经济发展重心正在加快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也在提高，未来5年-10年里还会更快；“一带一路”已经从倡议变为现实，对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也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同时还会带来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和全球资源性开发。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在带来新产品的同时，也会带来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业组织的巨大调整，这对中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在于，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过程中，能否真正从过去的跟跑向现在的并跑乃至领跑转变，让过去纯粹的实验室创新、专利技术创新变成产品和产业。
      王微对中国的经济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内部看，中国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但尚未实现真正的高质量，仍处在重大调整和发展过程中，一些突出的特征也在加快涌现。就创新而言，研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非常高，高技术服务业虽然在经济中的占比不是很高，但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趋势和表现。从产业结构看，实现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轮驱动式发展，特别是服务业的增速很快，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制造业，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就区域结构看，区域内部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在不断加强，过去经济多以东部地区为主要带动，现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程度有所提高，特别是中西部的发展速度和工业化进程都在加快，正在成为中国比较重要的发展动力。
 
    王微表示，未来县域经济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在原有产业集群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中高端产业链发展，提升产品的特色化、专业化、品牌化和品质化。与此同时，还要高度注重现代化和数字化发展，当前大多数县域经济包括制造业企业，在“互联网+”和推动数字化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的短板，没有这一手段，未来很难走向全国市场，更好地进行资源整合。
 
    乡村振兴不仅是政府和农村的事情
 
    研讨会上，结合四川省高县农村发展的实际案例，全球并购专家、投资银行家王世渝作了精彩的分享发言。在他看来，经过多年的发展，一些地方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产业升级、综合整治、改革创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涌现出不少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比如，作为位于四川纵深地区的一个县，高县既不靠海，也不沿江、不沿边，能够在去年成功实现全面脱贫摘帽，这对于县域经济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  
    王世渝说，30年前，国家刚刚设立扶贫办，自己作为大城市的积极分子，主动申请到四川大别山地区去扶贫，在那里工作了3年。那时的中国经济并不像今天这么强大，还没有更多的力量和重心放在“三农”问题上，所以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扶贫工作。去年自己随《经济》杂志社到了四川高县考察，“以高县为例，我思考的是脱贫之后，高县未来的发展战略到底是什么？是走城市化道路还是城镇化道路，还是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去综合设计？”
 
    据王世渝介绍，高县有两个主导产业：茶叶和桑蚕。茶产业方面，高县从品种到投资、生产、加工、经营，整体上下游全部打通，开始品牌化发展。而桑蚕产业发展方面，王世渝认为，已经搞了上千年的桑蚕产业，直到今天就全球的产业链价值、供应链而言，也只有上游的优势，到下游做丝绸的终端产品和技术处理，丝绸与其他纤维的混合技术，丝绸的面料、设计、终端品牌却都没有掌握。鉴于这种情况，高县桑蚕产业发展逐步从生丝向丝绸延伸，吸引下游企业到高县投资合作，把下游往上提，缩短产业链的地理半径，提高桑蚕种植水平，高县桑蚕的品种和产量将进一步提高。
 
    如何才能把县域经济做好，实现高质量发展？王世渝认为，首先要按照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进行综合的顶层设计。“高质量一定会带来高难度，因为高质量的发展，对经验、人才、科学技术、系统、机制的要求更高，而不像短缺经济时代，仅考虑商品怎么生产和销售。”他认为，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如果没有产业，乡村是不可能振兴的。而要想做好乡村振兴，在土地资源配置、产业规划、科技配套、人才配套、金融支持5个方面要做好工作。
 
    把握经济转型机遇，发展“一基三养”
   
    谈及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要特别注意的关键领域，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元时代智库理事长程芳发言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调整期、转型期，体现最为明显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住宅商品化三大领域。他认为，首先，我国的工业化正在向工业智能化转型，目前制造业从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型，从人工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已是主流趋势。其次，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向新型城镇化发展是必经之路。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边际效应越来越低，必须要寻找新的发展引擎，那就是新型城镇化，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最后，住宅商品化向生活品质化转型，其中，对食品安全、空气安全等要求是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一个重要特征，过去是要吃饱、要有住处，今后是要吃好、住好。
 
    程芳指出，三个转型带来的发展机遇可总结为“一基三养”：即基础设施建设和养老、养生、养智产业的发展，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模式。要把农村的城乡城郊资源引入县域经济，寻求高质量发展，做到一产、二产融合尤为重要，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各地区、乡镇，甚至是乡村，可以按照“一村一品”的思路去找出自己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支柱产业。
 
    程芳认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其中一个核心就是促进康养文旅产业的发展。江西婺源油菜花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首先婺源种植油菜，产油菜籽，再用油菜籽做菜油，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不起眼的农副产品。后来当地把油菜连片种植，引进了一个旅游发展公司，开始形成以油菜田为景观的旅游业。在长三角一带，一谈到油菜花就会想到婺源，景区一年的人流量达到1750万人次。种植油菜是一产，榨成菜油是二产，再把油菜花当成旅游资源，就实现了三产融合。在推动实现三产融合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即“1+N+IOEPC”。“1”就是投融资；“N”是整合一产、二产、三产，以及做好产业链上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整合品牌企业、品牌资源；“IOEPC”是投资运营加施工总承包。这方面，首先可以将地方的基础设施建好，导入产业，建成康养产业园、文旅产业园、现代农业示范园。在这个基础上，建好产业园并将其运营好，导入配套产业和企业，将地方的特色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
 
    企业界人士献计乡村振兴     如何通过产业扶贫，借助互联网、数字化手段，以消费扶贫等形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一些企业界人士也纷纷献计献策。北京中经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磊在作题为“中经精选，扶贫助农”公益扶贫项目介绍时表示，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消费扶贫已经成为最新、最快、最有效的扶贫手段。2019年12月，《经济》杂志社与北京中经公益基金会向社会发出《中经精选 消费扶贫倡议书》，号召广大企业和社会人士积极参与消费扶贫。2020年，《经济》杂志社与北京中经公益基金会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践行消费扶贫方面，主要致力于“一县一品”推广活动，通过推广地方特色，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同时，将组织贫困地区免费入驻享益商城，引导中央部委、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家以多种形式参与消费扶贫，建立贫困地区农产品定向直供直销关系；义务为广大贫困地区提供网络零售开发指导、信息服务、技术支撑、营销服务，推动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销售。享益商城还将在北京中经公益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定向支持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销售补贴。王磊表示：“我们的目标是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国10万家消费扶贫公益销售店铺设、支持全国100个县农副产品上线，2020年底前实现贫困地区消费扶贫10亿元。”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公用事业部副总经理高路就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贫困地区如何融资、如何发挥城投公司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均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县域经济城投公司在助推地区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尤其在基础建设方面。他表示：“资金具有嫌贫爱富的特点，但贫困地区可以通过一些好的模式和抓手，获得资金的支持，因为只有资金到位了、基建先行了、产业落地了，贫困才能解决。”  
    另外，央企与国企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交四公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师煜在作“践行央企社会责任，助推县域经济发展”主题分享时表示，县域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柱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县域经济的发展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及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中央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参与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既是政治任务，也是企业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表现。中交四公局六公司将发挥自身优势，在经济新常态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城市建设公司、北京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欣大有咨询有限公司、君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代表。
 
    图/刘 腾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公路工程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双特级资质，六公司作为四公局全资子公司，具有“投资—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的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能力，有着雄厚的施工经验、优秀的设计水平、强大的融资能力以及强烈的责任担当。
 
    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提高精准扶贫力度
 
    企业参与脱贫攻坚，既是政治任务，也是企业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表现。在国家精准扶贫背景下，中交四公局六公司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的工作中。
 
    进藏修路，抢险救灾，彰显央企担当。为改善藏区交通环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中交四公局六公司于2016年进入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参与修建农村公路村村通工程。经过3年的努力，四川德格项目道路修建完成，老乡的牦牛和农副产品运出大山，570公里的水泥路和沥青路成为串起藏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金丝带”。
 
    2017年，四川省德格县遭遇持续暴雨，德格境内国道317线因洪水道路被淹和塌方中断，城区多处低洼地带被淹。六公司项目部立即组织救援，成立“抢险救灾志愿队”，帮助当地政府和民众抗洪排涝，紧急疏散群众200余人。藏民群众称赞参与救援的德格项目部人员为他们心中的格桑花，当地政府为中交四公局的央企担当点赞。
 
    援疆高速，人员教育，发挥央企凝聚力。中交四公局六公司建设的乌尉高速公路全长1308.6公里，总投资708亿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PPP公路建设项目包，是国家高速公路G0711乌鲁木齐至若羌的组成部分。
 
    乌尉高速公路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线腹地无人区，全线92%路段没水没电没信号，年有效作业时间短，严寒、酷暑、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时刻挑战着施工进度和员工们的生活；乌尉高速公路跨越天山，连接南北疆，从空中俯瞰，宛如神州大地上一条巨龙，将内地与边疆合二为一，为新疆人民送去了最美好的问候。
 
    2018年，项目共计接纳16名南疆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员，并特聘翻译，组织开展技能培训、爱国主义教育、组织“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活动。
 
    中交四公局六公司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完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赋予的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以实际行动实现“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功能的转变，为实现地区稳定就业及民族团结贡献力量。
 
    遵义棚改，建设红城，加强政企合作。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城市发展逐渐从增量模式转为存量模式，城市更新是存量时代下的必然产物，正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式，蕴藏着巨大的空间和机遇。同时，城市更新的模式也从粗放的“大拆大建”转向“绣花式”的精细化微更新，从关注重大产业项目到关注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问题，更加注重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遵义，历史悠久，建设任务重，红色资源丰富，是中国革命圣地，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政治影响力。遵义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可以增加社会就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同时，提升和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区落后面貌，促进社会和谐。
 
    自2014年中交四公局首次进军遵义市场，先后承接了遵绥路延长线道路工程项目、遵义吴家坝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遵义龙坑小学项目、遵义南部新区中学建设项目等，解决9000余人入住、教育问题；通过在建项目拓展区域市场发展，以点带面，项目逐步辐射到遵义市汇川区、播州区、红花岗区，现有在建项目6个，在建合同额超100亿元。
 
    中交四公局六公司秉承四公局“务实高效，开拓创新”企业精神，通过项目的诚信履约和高效运作，实现区域市场的巩固和发展，建立良好的央企口碑；深入践行“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的要求，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建设遵义红城，努力探索革命老区转型升级的新模式。
 
    加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其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等。国家强调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大力推行城镇化政策，也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发展机遇。
 
    从国家的政策来讲，升级基建投资模式，加大基建资产配置，是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基建投资必然会成为补短板、拉动经济的首选。
 
    一个县域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其经济是否可以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发展县域经济，要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实现城乡融合。县域经济要想取得更大程度的发展，就要实现基础设施的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所谓“乘数效应”，即能带来几倍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
 
    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石，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中交四公局六公司将发挥建筑优势，积极参与县域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中。在经济新常态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共筑美好未来。
 
    央企＋县域，优势互补
 
    当今时代，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行业管理体制机制不适应新情况带来的挑战、“一带一路”国际化战略带来的挑战,是整个建筑行业需要面对的,同时也是每一家企业必须面对的。我们必须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相对的确定性,提高决策正确率,抓住发展机遇,化解各种风险。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县域经济发展尚不完善，而县域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柱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县域经济的发展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及经济增长的突破口。
 
    中交四公局六公司已经在产业园区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超高层建筑、棚户区改造、环保产业等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信未来会将建筑央企与县域经济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优势。
   
    中经宏熙自成立以来主要业务一直集中在一些地方政府产业基金、基础设施发展基金方面，其中80%的基金都投向中西部的县一级政府的城投公司。结合公司的业务情况，谈一下我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解。
 
    首先，县一级政府在我国政权结构中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经济是县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区域经济，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体，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在我国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经宏熙2017年以来先后对贵州省独山县、金沙县，六盘水市红桥区、钟山区，四川省安岳县，陕西省镇安县、子长县，河南漯河市召陵区进行了基金投放，规模已经接近10亿元，主要是投向这些贫困县的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这些都是中西部的贫困县，在对上述地区进行调研考察时，我们也与很多政府领导、专家学者、金融机构进行过交流，在一些中西部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县域产业结构层次、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科技创新能力等重要方面均处于较低水平。要推动这些区域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定得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大力淘汰落后产能，筑牢创新链、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起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其次，一定要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当下，县域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集中治理地下水超采、土壤退化、面源污染等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倡导落实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2018年初我们对陕西省镇安县投放了一只基金，所投项目后期因陕西秦岭生态治理而无法推进下去，我们和当地政府、投资人进行了深入沟通，决定将整个项目暂停，政府修改规划方案，对已投部分进行回收，同时我们提前清算了基金，将资金和一些基础收益归还给投资人。虽然这个项目最终结果还算好，但也造成了不少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各地领导推动县域经济特色化一定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实现差异化发展。一定要看到，县域经济不是一县一域的经济，而是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发展，要跳出县域看县域，打破行政区域界线，既立足本地特色和优势，也要放眼市域、省域乃至全国、全球，统筹谋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重视与周边产业配套，积极参与都市产业分工，共同打造产业集群、产业链条，实现合作共赢、互补协调发展，不能脱离本地实际，盲目跟风上项目、上产业，这样最终伤害的只有本地经济和老百姓。
 
    同时，金融机构也是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金融助力区域发展、扶贫攻坚是多方面的，资金投入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举措。一是要继续确保对一些经济不发达县区的直接资金投入，这些地区对资金的渴望是最大的，争取打破以往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增大直接融资比重，利用金融证券化契机，发展“带资入股”等新型金融扶持模式，既缓解当地政府和企业融资难，也为贫困户创造就业增收的机会。二要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长效机制。从制度设计上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服务民营中小微企业，让民营企业能够享受到金融红利。同时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扶贫长效机制，做到贫困地区不缺资金、不缺金融服务。
   
    2002年8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简称GIAHS）由时任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事务协调员的帕尔维兹·库哈弗坎博士提出，并代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简称粮农组织）递交到联合国，其宗旨是促进对全球主要传统农业技术和生产体系的保护利用，促进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传统知识体系认同、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
 
    自农业文化遗产概念诞生以来，目前已有分布在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等21个国家的58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目前申请加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国家还在不断增加。中国是最早支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并拥有最多遗产地的国家，现有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等在内的15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2012年帕尔维兹博士退休后，继续推动全球范围内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工作，他于2013年牵头成立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农业遗产基金会（WAHF）并担任主席。
 
    世界农业遗产基金会在中国与北京中欣大有咨询有限公司开展密切合作，并与《经济》杂志社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努力协助地方政府为乡村振兴提供技术支撑，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个最杰出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小农、家庭农业、传统农业系统实例，他们足以被视为在粮食与营养安全、就业、健康与环境等领域可持续农业政策与投资方面的典范。这些系统不仅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而且保护了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维护了具有强大恢复力的生态系统，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产品与服务可持续供给，保证了粮食安全与人们的生活品质。
 
    在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也是助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重要解决方案，如果农业没有发挥关键作用，农民没有切实受益，农耕文明没有得到保护，乡村振兴就不可能实现。大多数农业文化遗产地位于偏远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薄弱、远离市场、缺乏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遗产地民众常常很贫穷。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恰恰可以帮助偏远乡村农民维持生计和传统生活方式，保存优秀的乡村文化与精神，从而支撑农村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北京中欣大有咨询有限公司与世界农业遗产基金会致力于发扬农业文化遗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旨在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青年一代的教育培训，为农业遗产地社区宣传与筹集资金，并与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大学及科研院所、当地社区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展开合作，使得各方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行动计划得以实施。
 
    北京中欣大有咨询有限公司与世界农业遗产基金会一起，愿意借助自身的专业力量和国际团队，为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保护和开发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做出以下主要贡献，一是协助申报中国与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邀请权威国际与国内专家团队，共同规划与推进中国与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为地方政府实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行动计划提供技术支撑。
 
    二是帮助制定标准与认证体系。针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特色，定制标准与建立认证体系，能够将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地理风貌、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优势、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固化附着在产品之上，既能够便于大型企业采购，又能够向消费者传达乡村振兴的可持续理念，提升农产品的区分度、附加值及品牌知名度。
 
    三是开展青少年培训与教育。青少年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未来和主力，与国内著名大学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将年轻人带入农业文化遗产地，通过实地访问、讲座展览的形式，向青少年和大学生宣传与推广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特色与文化。
 
    四是促进国际合作，讲好中国故事。帮助县域合作伙伴开展与促进返乡投资、监测评估等农业文化遗产促进工作，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成功经验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分享，推动中外农业文化遗产地结对，实现互联互通、共同发展。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中央企业中国冶金地质总局控股管理的二级企业，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地信）已经从一个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冶金地质测绘事业单位，转型成为新型地理信息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结合自身优势，迈开了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正元地信紧紧围绕智慧城市建设业务，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打造了多个具有正元特色、可复制推广的样板业务，在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正元经过多年努力探索，结合自身业务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案。正元以城市运转更高效、产业提升更强劲、百姓生活更美好为目标，充分结合区域内城市特色和优势资源，推动城市管理智慧化和当地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鲜明地方特色的产业聚集。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产业与人才的引进，建立一个高效安全、绿色生态的社会环境是吸引产业与人才的先决条件。正元智慧管网业务，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自主创新应用，为当地政府、企业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提供城市地下管网探测、隐患排查、管网修复治理、管网智慧化系统集成和运营服务，为推动城市地下管网的安全、绿色、高效和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目前，正元地信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城市地下管网智慧化建设与运维服务商，该服务在安徽、山东、浙江、重庆等多个省份落地实施，提高了政府、企业在管网领域的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
 
    安全生产是国家对于生产经营的核心要求，正元地信在安全及高效层面，坚守责任央企的职责，全力促进区域安全的高质量发展。正元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提升解决方案可以提升园区基础设施管理能力、保障园区安全生产运营、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提供优质便捷园区服务。正元实施的浙江衢州智慧园区示范项目以实现园区“管理高效有序、安全可靠可控、环境绿色低碳、服务周到便捷”为核心任务，为安全风险较大的石化园区智慧化监测，保障化工园区的安全奠定了基础，有助于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促进园区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力城市智慧化建设。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正元地信注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坚持让绿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底色。黑龙江双鸭山安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EPCO项目，基于正元地信研发的流域实时监控预警平台，该平台不仅包含对某一时刻的预警，而且包括对某段时间变化趋势的预警，它具有先觉性、预见性等功能，具有对水质演化趋势、方向、速度、后果的警觉作用，同时也具有为水环境治理提供服务的科学功能和基础功能。由于预警的实时性，水质监测能实时提供监测点位的水质信息，为预警工作提供大量的实时数据，再通过合理分析进行水质预警，保障河流河道安全，生态环境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正元地信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吃准悟透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与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近些年，正元地信植根于福建长汀、浙江德清、山东鱼台等，不仅将智慧城市项目落地，还设立项目运营公司招收当地居民，既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又坚持深度培训上岗，提高当地居民的综合素质。从关注项目经营规模和增长过程转向关注增长的结果和社会效益及责任，在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正元地信自身也在不断推进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发展，坚持不懈提升正元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就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如何加快构建现代化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保障新格局，是现阶段正元人考虑和发展的方向。测绘地理信息工作、智慧城市的落地建设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息息相关，作为责任央企，正元地信正在也将持续为社会公众提供水平更高、质量更好、内容更丰富、方式更便捷的地理信息服务。
   
    县域旅游经济是构成我国旅游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手段，是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抓手。博雅团队一直以来致力于县域旅游经济发展实践，立足县域旅游资源特色，结合当地旅游产业发展阶段，总结归纳七大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助力地方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区域旅游竞争优势由旅游资源要素、企业要素、市场要素、产业要素等四大要素，以及政府政策支持组成。竞争的资源要素，即具有一定绝对优势的资源要素，如剑阁县拥有剑门蜀道，2009年被列为四川省第二批“扩权强县”试点之一。竞争的企业要素要求区域内竞争力强的“旅游强企”，如东阳县以横店影视城被誉为著名的“文化影视名城”。竞争的市场要素，例如方特利用科技创意打造郑州方特、青岛方特、芜湖方特、泰安方特等10个主题公园，包括主题项目、游乐项目、休闲及景观项目在内的200多个景点，创造了国内动漫主题公园的典范。竞争的产业要素，包括相关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部门到辅助的金融、保险、通信等产业部门，通过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品牌等多维互动，形成一个优势产业群，进而形成区域旅游产业的竞争优势。
 
    当前我国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有八大典型模式，一是资源驱动型模式，这些县域旅游品质高，旅游要素禀赋具有竞争优势，并具备独占性。在这些县域往往以竞争性资源（景区/景点）为中心呈现“环状”布局，并沿进入交通通道呈现带状偏移；县域旅游经济依赖“独占资源”，传统旅游经济业态相对完整，旅游转型压力大，城市与景区管理矛盾加剧，内外旅游集散需要破局，如九寨沟、张家界等。
 
    二是区位指向型模式，这类县域旅游资源品质不是最好，资源不具备独占性，但区位条件优越，临近客源市场，包括地理区位型、经济区位型、交通集散型。地理区位型指那些地理区位优越的县域，这些县域相似旅游资源地，临近旅游客源市场或在快速交通通道上（高铁或高速），旅游开发相对较早，传统旅游业态较为完整，且沿交通网络分布餐饮住宿等业态。经济区位型模式往往位于相对经济条件较为发达或位于主要城市群周边，该类县域旅游经济以餐饮住宿娱乐休闲为主，休闲度假服务链长且品质高。交通集散型指那些资源相对不具备竞争性，但位于优势资源的必经之路上的县，这类县域旅游经济因旅游交通集散功能发展起来，其餐饮住宿娱乐休闲等旅游相关服务业较发达，如北京的延庆、平谷等。
 
    三是市场驱动型模式，这类县域在旅游细分市场上具备竞争优势，可以转向旅游市场做强做大，如红色旅游、森林康养等，也可以是旅游业态的创新，如休闲农业、邮轮旅游、探险旅游等。县域经济依赖专项旅游资源、创意及营销，处于我国旅游开发蓬勃发展时期，旅游业态较为多样，但传统旅游业态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如嘉兴、遵义、西柏坡等。
 
    四是产业延展型模式，这类县域具有优势的产业资源，从县域优势产业出发延展产业链形成产业旅游。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是产业发展的创新，是经济转型的重要表现，以现代旅游业为核心，注重旅游业态的创新和旅游服务，特别是港口型旅游度假区，如秦皇岛、大连等。
 
    五是投资驱动型模式，这类县域旅游基本上是处女地或者开发较少，通过大项目运作迅速植入旅游业或推动旅游经济跨越式发展。该类县域处于国家战略要地，如自由贸易区、国家战略新区等，旅游投资商介入或政府主导招商，迅速奠定县域旅游经济基础，如珠海横琴新区。
 
    六是综合竞争型模式，该类县域旅游综合竞争要素表现强，旅游产业完善，走向规模化，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创新、旅游产业延展及旅游集散系统优化同步展开。县域旅游经济以现代旅游业为核心，旅游创意产业多点出发，如武隆县凭借“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喀斯特”和“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定位渝东南和黔西北的物流集散中心，构建“国际旅游目的地”。
 
    七是创新导向型模式，这类县域依托地方文化、特色历史文化积淀，通过城市发展与特色文化的创意融合，集聚发展并以旅游形式表现出来。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好文化开发的“度”，文化融合和开发中对“利”的追逐建立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以现代旅游业为核心，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多点扩散，如陕西西安的曲江新区、浙江的吉安等。
 
    八是全域旅游型模式，这类县域各行业积极融入其中，各部门齐抓共管，全城居民共同参与，充分利用目的地全部的吸引物要素，旅游整体形象突出，设施服务完备，旅游业态丰富多样，能够全面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例如上海黄浦、松江，南京的秦淮、江宁。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合理充裕的资金支持，也离不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的支持。县域城投公司是地方政府和相关主体利用资本市场筹集高质量发展资金的重要平台，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弥补扶贫短板等方面可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城投债发行提速，县域城投公司成先行者
 
    2019年以来，城投公司整体融资环境边际宽松，城投债发行放量，县域城投公司发行债券只数和发行规模双双提升。截至2019年9月末，全国2851个区县中发债区县有641个，占比22.48%；县域城投企业数量占整个城投债市场已发行主体数量的41%，数量占比最高。

    分区域来看，东部县域城投数量多，发债规模大，单个企业发行规模大，外加直辖市较多加持，区县级平台质量较高。中部、西部从数量和发行规模均处于中等，较为活跃，其中中部稍强；西部区县城投企业数量和发行规模均很小，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较为惨淡。

    省（区市）内强市的县域城投债发行较为活跃，各省份GDP前三城市的县域城投发行量占据六成，其中，东部约55%；中部接近50%；西部、东北约70%。
 
    扶贫债成推进贫困县域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
 
    贫困地区是我国经济补短板的重要地带，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扶贫债”对于引导多元化渠道资金进入贫困地区，完善地区基建，招商引资、工业集聚、产业脱贫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扶贫债以地方政府债和扶贫类债务融资工具为主。其中通过地方政府债发行具有三大优点，一是地方政府债由省级政府代发代还，信用级别全部为AAA级，可获得接近于国债的较低融资成本。二是地方政府债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财政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偿债能力有保障。三是地方政府债募投领域广泛，可以优先支持扶贫、保障民生。
 
    目前，各家监管机构均设有扶贫类相关债务融资工具以支持扶贫债的发展。经过数年发展，各监管机构下均有大量扶贫城投债发行，发改委与证监会对应扶贫城投债发行规模较高。
 
    从地区来看，贵州、安徽、江西、四川等省扶贫债发行量大幅领先。其中重庆、河南与四川城投类扶贫债发行量较大。贵州、安徽、江西、重庆等省份贫困地区城投债发行量较高。例如，巴山大峡谷旅游区建设项目为宣汉县开发扶贫战略的主战场，被列为“头号工程”，以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景区开发为主，总投资达43.7亿元。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带动片区经济的发展，提升旅游竞争力，改善巴山大峡谷片区整体居住环境。该项目预计可为当地居民获得年均6亿元以上的总收入，实现产业脱贫。
 
    目前扶贫类债务类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用途主要集中于存量债务置换、房建、基建及补流等方面，其中用于存量债务置换与房建的债券较多，只数占比超过50%。
 
    2020年，在宏观经济稳增长刚性增强、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背景下，预计城投行业政策及再融资环境仍保持相对宽松，城投债发行继续增长。脱贫攻坚是中国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考虑到政策给予脱贫攻坚很大的保障，一些贫困地区可以以扶贫政策为抓手进行融资，通过发行“扶贫债”引导多元化的资金进入，助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扶贫债”在县域经济补短板过程中的作用。
 
    近年来，中央各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清理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地方政府举债，明确要求剥离城投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与此同时，城投公司的转型发展亦有利于释放改革红利，降低地方政府的平台依赖症，盘活存量资产，从而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从转型方向来看，建议县域城投公司围绕城市建设、公用事业、交通运输、金融板块、投资控股集团等方向，通过资产重组整合，逐步实现从政府融资平台向市场化的建设及经营主体转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防范金融风险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防范金融风险”成为金融监管领域使用频繁的热词。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首要战役”，反映出国家层面对金融风险问题的高度关注。当国家经济调控开始从“总量”切换到“质量”，金融市场更加强调安全和稳定。
 
    201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对2018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报告指出，金融风险是当前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繁荣与失序并存的时候，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中国的金融业能否在降杠杆和化解风险中稳步前行，在创新与公司治理不相协调之际，进一步打开大门能否保持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金融改革开放之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金融人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当前，我国金融风险由前几年的快速积累已经逐渐转向高位缓释。2018年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资管市场迎来了“强监管”时代，监管门槛的提高，加速了金融市场“大浪淘沙”的快速筛选与出清机制。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改革稳步推进，监管力度趋严，对外开放提速，财富管理行业进入了规范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需要在现有政策、行业、细分领域本身发展规律之下，想方设法推动金融服务触达更深入的地域、更广泛的人群，给人们带去更好的体验和更多的选择，这也是财富管理机构生存的关键。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金融作为资源配置先导的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中国资管行业在中短期面临的风险仍然是监管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大众对金融市场的理解获得了可喜的进步，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同时又有非常光明的未来和前途。近年来，伴随着高净值人群家庭资产配置、财富管理的意识不断提升，资产配置及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作为一家独立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大通全球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大通全球”）在始终贯彻合规发展的基础上，依托专业经验丰富以及顶尖的金融科技领域专家，通过丰富的服务体系与最优质的体验为客户提供高效的资产配置方案，打造“一站式”的服务链条，在服务专业化程度上做全方位的保障。
 
    在产品服务方面，大通全球充分发挥在市场研究及产品判断方面的专业优势，结合产品客户大数据分析、产品市场调研以及资本市场宏观动态，逐步构建并提升产品选择能力，通过产品创设、产品组合配置项结合，形成包括权益类产品、固收类产品、海外投资类产品等在内的开放式产品体系，不断满足高净值客户的资产配置需求。
 
    在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建设方面，大通全球坚持推进风险管理的体系化、专业化建设，从风险识别、风险控制等多方面有效提高防范风险能力。准确地识别风险是风险管理发挥效用的前提条件，就外部风险而言，存在于政策法规、市场波动等方面；内部所涉及的信用风险、道德风险及操作风险则可以利用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规避甚至消除。大通全球主动鉴别评估各类风险的现实情况和影响程度，在风险管理周期的各个阶段及时收集有效信息，加强高风险领域、关键环节的专项摸排，并及时进行反馈，科学有效地建立起风险管理流程体系。
 
    在大通全球看来，财富管理、资产配置，尤其是以客户为中心的逻辑，合规是基础命脉，优胜劣汰的机制，将是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同时，金融科技可以改变财富管理的格局，可以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金融科技提升我们更好地服务客户、控制风险。简单地说，大通全球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应用始终走在行业前列，尤其是风控系统的再升级有效提升了财富管理的风险防范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