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大航海时代
15世纪-17世纪，为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几百年后，数字技术再次为人类构建了一片海洋，奋勇当先的那一个却不再是欧洲。
中国和美国铆着劲儿争做“数字老大”；欧洲在产业掉队的情况下试图引领规范与监督；英国虽然决意离开欧盟，在数字经济上的实力却不容小觑；芬兰、韩国、日本等纷纷希望保护好自己的一方城池，试图在补足短板的同时力争上游。
这是一场没有哨声的比赛，亦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堪比“地理大发现”的“数字大发现”，为人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界列车驶入数字时代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数字经济。作为全球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它广泛存在于现代经济活动中，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结构加速转变，是经济转型增长的新变量，也是经济提质增效的新蓝海。
认识“数字经济”
究竟什么是数字经济？
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金融科技研究所所长陈晓华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数字经济是承接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人们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也一直在不断深化。
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撰写的《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出版，“数字经济”这一经济学术语被正式提出，唐·泰普斯科特因此被人们誉为“数字经济之父”。
随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撰写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尼古拉斯·尼葛洛庞（Nicholas Negroponte）撰写的《数字化生存》等著作的出版和畅销，将数字经济的理念推广开来。
1997年5月，日本通产省在相关报告中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定义；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数字经济由此被正式纳入美国官方统计中；此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新概念，“数字经济”这一术语开始在社会中广泛流行。
2016年，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简单说，只要数据、算法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数字经济”。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如此强调。
因此，线上打车属于数字经济，因为车辆调度需要数据和算法；订外卖也是，因为选择餐馆和配送也需要数据和算法；网购呢，就更不必说。
美国独占鳌头
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不断扩张裹挟着全球各领域迈入全新的数字时代。在这一潮流的涌动下，各国纷纷制定了国家级战略或工业政策，先后开启构建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道路。
《2015年经合组织数字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80%以上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制定了数字经济战略。
2018年10月27日，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2018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该蓝皮书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4个方面，利用11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全球50个国家的数字经济竞争力进行测度。排名显示，在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上，美国以84.24的总分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4个分项上得分均名列前茅。中国竞争力水平得分63.05，位居第二；新加坡(60.3)、英国(55.4)、荷兰(53.6)分别位列第三到第五名，得分与中国差距不明显。
《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19）》（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则显示，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一主要特征，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在数字治理等领域存在竞争力短板。
美国是数字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它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和第一台个人电脑，发明了阿帕网，率先提出数字地球、人工智能、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共享经济、工业互联网等理念，拥有发展数字经济的技术、人才优势。
美国商务部是各国政府中数字经济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98年-2003年的6年间（除2001年外），美国商务部每年均发布年度数字经济报告，对早期数字经济理念的普及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2010年，美国商务部提出“数字国家”（Digital Nation）概念。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内，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联合经济和统计管理局（ESA）连续发布6份“数字国家”报告，主要围绕基础设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
2018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34万亿美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0%。目前，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超10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
后起之秀弯道超车
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表《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描述信息技术给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社会变革，“数字经济”的提法得到了广泛认可。
这一年的中国，电脑很贵，却很受欢迎。彼时，中国最火的互联网公司是搜狐，其创始人张朝阳还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精英50人”之一。34岁的马云，接连两次创业失败，再一次重整旗鼓创立了阿里巴巴。同年年底，马化腾与团队创立了一个聊天室，1万人在线就让马化腾欢心不已，而这，就是QQ前身。
海水逐渐聚集在名为“数字”的领域，而畅游其中的人们似乎巧妙地交汇在了这一年；“相约98”后，中国选择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一大批业内先锋企业在20世纪末相继成立。这一阶段，中国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较为单一，初创企业模仿国外成功商业模式的现象极为普遍，他们以新闻门户、邮箱业务、搜索引擎为代表业态，核心内容还处在争夺流量和用户积累阶段。
2000年前后，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股市崩盘，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国内互联网产业也未能幸免，经历了大概两三年的低迷阶段。
得益于互联网用户数量的逐渐增长，中国的数字经济发轫于21世纪初的电子商务，同时，微博、博客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社交网络就此逐渐成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新阶段。新旧经济交替的图景波澜壮阔又扣人心弦：一方面是传统经济的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是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中国的实践印证了这一历程。
2012年，中国网民数量增速下降至9.92%，结束了近10年两位数增长的态势。同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2亿，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首次超过台式电脑，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迈入新阶段。
一部手机，连接起人们线上与线下生活。2013年，阿里巴巴才开始向移动端全面转型。短短几年后，生活全方位拥抱互联网，打车、外卖甚至洗衣、家政都可线上完成交易。共享出行、移动支付等新业态的出现，通过以模式创新为核心的方式，为中国数字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总体来说，和国外比，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弯道超车，二是规模优势。”《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解释道，国外的很多行业，例如支付、零售的数字化程度远不如中国，原因在于欧洲原有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很好，比如国外信用卡的普及率很高，导致他们对电子支付的需求相对较小。
陈永伟表示，中国本来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相对较慢，因而正好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实现了弯道超车。“应当承认，在技术创新上，我国和西方国家还是有差距的，很多关键性的数字技术创新依然来自西方国家。但是，我们有天然的规模优势，能让这些技术发展出很多在西方难以发展的商业模式。这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一个原因。”
中国数字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规模优势和消费者组成的关键驱动力。这些因素对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至关重要。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是原始创新驱动的，而中国恰恰是凭借着庞大的用户数、庞大的场景、庞大的在C端的应用创新和平台搭建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数字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消费金融论》作者刘洋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提到，防疫隔离和复工复产的两难境地，恰恰是数字经济新业态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最好时机。
在中国，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均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旨在促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中率先建立数字经济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生活服务业冲击影响巨大，体现在消费和供给两端。目前各地虽然积极推进复工复市，但尚未恢复到正常经营水平。疫情期间，生活服务业也因此产生大量创新，在维持老百姓正常生活的同时，扩宽发展空间。大量的生活服务向线上延伸，线上消费是最大拓展领域。
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关键时期，比重已近60%。服务业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当前全球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支柱是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发展成为服务业乃至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主要趋势。
生活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循环中位置非常重要，在满足消费、保障就业、稳定增长以及支撑创新方面不可忽略。中国服务业过去高度依赖于人工，疫情过程中智能化服务不断涌现。疫情之后，生活服务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会成为大趋势。
疫情期间，餐饮、娱乐、旅游、教育等服务行业的供应链加快重塑，新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在快速重组，正冲破过去的边界，服务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跟生产性服务业更为紧密。
未来是生活服务业拥抱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现代信息技术方兴未艾，数字化水平将从标准化高的产品向标准化低的产品延伸，从商品领域向生活服务领域拓展，从而实现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延伸和发展。
以餐饮行业为例，美团本身在消费环节提供了服务，带动了整个餐饮供应链的巨大转变，包括很多餐饮企业在自身的财务管理的电算化、采购的集中化、外卖递送的网络化等方面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可见，从消费端入手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带动更大范围的供应链的转型创新也是生活服务业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生活服务业数字化不是单纯的线上创新，而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创新，从早期的线上引流、线下实现开始，到目前的很多消费创新、服务创新，实际上都是线下和线上的结合，而且更大的可能是线上推动了线下的创新，拥抱数字经济才能够实现服务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创新要素将转向以技术、资金、大数据和高素质的软肋资源为主，而不再是大量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需要协同创新，通过平台的方式带动众多的小微企业共同创新。此外，从覆盖的市场范围看，服务业的创新将从城市扩展到农村、从国内实现跨境发展。
加快创新驱动，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一是要注重预期引导和加强数字经济解读，注意做好国内外信息公开和经济数据解读工作。二是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三是要在政策上给予生活服务业创新支持。四是政府要提升现代化监管能力，着力服务创新发展。
危局中求变。中国数字经济过去22年（1998年-2020年）的积累，在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发挥了真正实力。
疫情催生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眼看开学日遥遥无期，“在家上网课”成了很多学生和家长的“甜蜜负担”。虽然人们对网课的吐槽层出不穷，因为疫情影响而停课的日本学生却一度表示“可羡慕了”。
数字经济开辟了举国“居家隔离”情况下的生产生活“新空间”，提升了城市应对疫情的韧性：通过在线商超购买粮食蔬菜；偶尔出门出示支付宝健康码；用钉钉在线协同办公、上网学习；慢性病人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药品；闲暇时看网购直播，刷资讯、短视频。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国内，形形色色的手机应用（APP）层出不穷，平时百花绽放、各有千秋，也没有谁特别博眼球；而在疫情的大背景下，他们都开始挑大梁了。
“数字经济业态的产品服务提供方式的非接触特征，既能满足疫情防控要求也能满足消费需求，所以疫情期间，他们与传统业态相比更具明显优势。”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认为，本次疫情客观上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中国是关键数字技术的全球领先投资者。麦肯锡预测显示，中国的风险投资总额逐年递增，吸引风险投资的主要行业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目前，中国在关键数字技术风险投资者中居全球前三。
缝隙再小，阳光都能透过。中国曾经寻求“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提升创新实力，却举步维艰，在前沿技术创新方面多年以来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企业也难以向国际高端产业领域拓展业务。然而，时至今日，人工智能、5G、云计算、区块链这些科技元素，不断在本土生根发芽。
风险与收益的正比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报告《中国数字经济：机遇和风险》指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数字化的平均水平仍不及发达经济体。报告认为，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数字化好处的同时减少有关风险，诸如潜在的劳动力中断、隐私侵犯、新兴寡头垄断以及金融风险等。
关于数字经济的影响，目前社会上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乐观派，认为数字经济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将是未来社会的新希望。第二种是悲观派，认为数字经济对生产力产生的影响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想，因此，它并不会在未来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三种则是担忧派，认为数字经济虽然会促进生产力，带来效率的巨大提升，但也会导致大面积的失业和收入分配恶化，因此应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保持谨慎。
从历史上看，蒸汽机的发明“消灭”了原本留给矿工的职位，汽车的发明则基本上“消灭”了马车夫这个职业。而相对于以前的历次技术革命，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可能更为持久，因此，它“消灭”的岗位可能更多。
不得不说，在推动现有经济体系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时刻警惕价值无法实现的“陷阱”。《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认为，对于这些悲观和担忧想法，有一定现实基础，确实捕捉到了现实问题，但是对“创造性毁灭”予以过多的强调，否定创新本身太过绝对。“二战之后，有很多学者考察过‘技术性失业问题’， 但都没有找到这种类型的失业存在的确切证据。失业的影响通常都只会维持很短时间。这只说明我们应对公共政策予以更多重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了保证短期就业，就放弃长期增长、放弃在未来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提出四点关于风险的判断。
一是来自数字经济自身的风险。目前，我们对数字经济的最终结局尚难以判断，其快速发展到底将会为人类带来哪些影响，尤其是伦理方面的，尚未可知。例如，儿童过度依赖数字产品的后果、青少年对网络虚拟空间的沉溺等。
二是信息安全方面的风险。截至目前，人们清晰可见的风险多集中在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公平交易等领域，可具体到消费安全和国家安全上，人们的认识并没有很深刻；而在互联网与5G更深度发展的未来，上述全部风险问题很可能会更加凸显。
三是技术替代带来的风险。有些落后生产能力是需要淘汰或者转型的，一些知识结构老化或固化的劳动力也将面临结构性淘汰。因此，在短期内，如何疏导并提供新的就业渠道，让面临淘汰的企业和劳动力有新的发展能力和空间，是以后政策要重点关照的。
四是来自国际交流合作的风险。数字经济具有跨行业、跨领域、跨时空的特点，全球化与一体化发展刻印在它基因里。可以说，数字经济就是未来的制高点。恰恰因此，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很容易受到更多政治干扰，更多通过法律规范、标准、贸易规则与国际协定等进行的干扰。此外，数字经济也容易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影响、控制甚至威慑其他国家的关键手段。
传统与智能的碰撞
腾讯研究院与工信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数字经济白皮书》指出，“数字经济”中的“数字”根据数字化程度的不同，可分为三个阶段：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数字转型。其中，数字转型是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指数字化不仅能扩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整个社会转型发展。
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各行业所处的阶段不尽相同，工业4.0、新零售等行业仍处于萌芽期，在线视频、网络营销、网络购物等已步入成熟期。
胡麒牧提到，疫情过后，传统产业和传统商业模式的需求会有恢复性增长，这会给人以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并不迫切的错觉。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不会改变，这是自主推动数字化转型而不是市场倒逼推动的窗口期。
疫情发生以来，传统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影响，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近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个部门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先后出台《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等，围绕解决中小微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而展开。
“有战略眼光的企业管理者会抓住疫情带来的机遇趁势而上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胡麒牧表示，从产业层面来看，有两类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在疫情结束后会加速。
第一类是受资源禀赋的时间空间等物理属性限制，线下存量资源分布不平衡，尤其是优质资源分布不平衡，使得市场需求在时空维度上与资源分布格局出现错配，而且这种错配在没有资源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介入的情况下难以改变。这类产业最典型的就是医疗、文旅、教育产业。
“第二类是产业生命周期进入成熟期到衰退期的临界点附近，运行效率的提升进入瓶颈期，需要突破目前的产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进行数字化改造。”胡麒牧强调，中国规模庞大的重化工业、公共服务领域如交通出行、政务办公的数字化进程，并不会因疫情的结束而放缓。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但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仅有25%。另据统计，中国有超过55%的企业尚未完成基础的设备数字化改造，特别是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很难承受数字化转型的成本。
河南三剑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益民从企业需求方角度，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分析，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不仅包括购买和使用技术的成本，还包括对组织、流程、商业模式实施重构的成本。所有成本加在一起，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往往难以负担。另外，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往往不能适应需求变化的需要。“如果企业效率上去了，产量增加了，需求却出现了波动，企业就不仅不能从效率改进中收益，还将面临产能闲置的成本。”更值得关注的是，企业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就要向数字化服务提供者开放一定数据，很多企业担心这个过程可能会泄露自己的商业秘密。
贝格互动（深圳）网络有限公司CEO孙瑞从数字化转型的供给者角度分析，指出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是非标化造成的成本居高不下。他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不同企业在经营状况、技术条件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诉求通常不一样。整体解决方案产生的数据不能用到对其他企业的服务当中去。这样，数字化服务提供商每开展一项新工作就要从头再来，成本很难降下来。现实中，很多数字化服务提供商不赚钱甚至亏本，原因就在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此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建议，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方面在于实体经济、实体企业要提高认识，以数字技术对自己的企业进行价值链重构、供应链管理，不断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在于各种政策的推进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创造更多应用场景。
火热新基建的冷思考
“新基建”被认为是投资驱动的主要抓手，其中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板块位列其中。
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新基建一头连着巨大的投资与需求，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5G网络建设为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指出，到2025年5G网络投资累计将达1.2万亿元。更重要的是，5G网络建设将有助于培育繁荣的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技术产业，间接带动数十万亿元的经济总产出，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坚实基础。
对于“数字经济”与“新基建”的关系，胡麒牧认为是动态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新基建是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它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新基建本身就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它融合了很多数字技术，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参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新基建的需求会增加，而且会促进这些数字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技术体系是相通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魏际刚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基建是个广义、动态的概念，泛指对当前及今后的国民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起到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的物理基础设施与数字化基础设施。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关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产业强国建设，关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力、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魏际刚表示，新基建是推动中国未来工业化、城市化、数字化、全球化、市场化的重要力量，是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基建对数字经济发展是十分关键的。”盘和林表示，数字经济发展从来离不开实体经济基础，也离不开本地经济社会现状和特征。要发展数字经济，让企业数字化是关键。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如果要单独实现数字化，就要承担巨大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基建的进行，可以大幅减少企业数字化成本，减少企业数字化后的风险，因而可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短期来看，加大新基建投资既能稳经济，同时要尽量避免‘走老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贺俊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前期投入。他提到，像新型基础设施中的5G/6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都有长达5年-10年的投资回报期。不仅资源型数字经济投资有如此性质，生产型数字经济也有着较长的投资周期。因此，如何做到数字经济投资、发展与传统经济转型的平衡，有的放矢，找准发力点，分步骤实施，也是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挑战。
以资本作为核心驱动力和配置模式的全球化陷入衰退和加速重构，而一种新的由数字技术和全球经济体系相融合的正在被定义的数字经济形态，有可能创建经济全球化的新秩序。这个由数字经济所驱动的新秩序有可能在中国被定义之后，从中国走向全球，成为第一次由中国掀起的全球化浪潮。
数字经济将成为全新的全球化经济形态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776年至1945年是第一次全球化，其经济形态被称为殖民经济。第一次全球化是科技和工业推动的，以经济利益作为驱动力，以战争手段作为扩张方式，以殖民地模式作为权力统治和控制方式，用简单粗暴的商品贸易作为利益交换和掠夺手段，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复杂的、大范围的、全方位的、持续时间很长的、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并且有很大延续性的全球化过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第二次全球化，其经济形态被称为资本经济。在全球地缘政治重建的基础上形成，同样是由科技和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创立。第二次全球化是以资本为纽带，在全球经济秩序推动和维护下，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创建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关系。
但是很显然，以数字技术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数字经济已经到了爆发的窗口，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形态，正在形成之中。
构成数字经济驱动的第三次全球化的核心技术诞生于上世纪中叶，直到1994年以互联网的方式传入中国。中国和发达国家2010年同步进入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融合了电信和信息两大系统，主要是建立了从电脑和电脑的链接到电脑与人、人与人的数字化链接，渐渐形成了个人数字终端。
数字技术的革命性标志在于5G的商用，5G的商用使数字技术与4G不再仅仅是数据量的积累，而是在高速率、大容量、低延时基础上的万物互联，将实现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的系统关联。这个关联还会极大程度地压缩全球化的物理空间，使全球化成为一个完全被数字技术所关联的整体。
从一些新的由数字技术与经济结合的案例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已经存在一个将5G数字技术和已有全球经济存量进行深度融合的巨大空间，这个空间将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现存世界的所有商业和经济运行，带来完全不同于第二次全球化时期的资本经济形态。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经济将成为一个全新的全球化经济形态。
中国将率先建成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
国家发改委最新定义的新基建，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投资总额40万亿元到50万亿元，这项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疫情造成的经济发展缺口，带动经济恢复，同时将加快中国数字经济基础建设，给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数字经济驱动的全球化将在第二次全球化基础之上，改变第二次全球化形成的基本运行规律，开创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
第一，数字经济将通过数字基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经济融合中改变经济的产业联系、行业联系、企业组织。
第二，数字经济通过各种产业互联网重构产业生态，横向连接产业和行业的所有商业要素，改变传统经济通过资本的纵向连接模式和通过资本进行分配的机制。
第三，数字经济的全球化速度远远快于第二次全球化时期，按照5G技术逻辑，全球任意两个端对端的传输速度快于人与人视觉感知的十分之一秒的速度，这就使得世界任意两点之间的感知时间和我们肉眼的感知时间是一致的，在虚拟空间，就实现了零距离。
第四，数字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全面提高，数字基建铺向哪里，数字技术就会带到哪里，数字经济就会迅速覆盖到哪里。
第五，数字经济时代，全球化竞争会加速，由于全球化的透明度提高，全球化的壁垒反而会大大降低，由此减少全球化的风险。
第六，数字经济时代和资本经济时代的全球化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利益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第七，数字经济的价值观将有利于形成全球命运共同体。数字经济与资本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价值观的区别。数字经济时代使资本的控制力，包括资本与企业、技术、产品、产业的联系方式发生了变化，数字价值超越资本价值，数字在经济中的地位高于资本在经济中的地位。
面对中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欧盟的焦虑感与紧迫感正不断上升。一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都希望通过实际支持举措推动本土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欧盟又希望对个人数据隐私、数据安全、伦理建设等保持较高关切。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数字经济在欧洲形成了一种特殊局面——其在监管与规划领域做得比产业本身好，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欧盟成员国先后决定征收“数字服务税”即为佐证。
欧洲：起步早，法律严，效果慢
2019年9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这份报告显示，就全球云计算投资量、数据流量来看，中美就共同占去了50%、70%左右，欧洲并不具备明显优势。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扭转一个印象，即欧洲国家其实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一直十分重视，且给予了长时间的持续关注。具体来说，英国、德国、法国等都已纷纷出台了数字国家战略，比如英国2015年出台了《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2017年又进一步发布了《英国数字战略》。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经连续多年出台数字经济年度报告，对很多相关主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李艺铭这样指出。
向前回溯，我们可以发现，欧洲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地位并非一直像今天这样。
欧洲数字创新和创业教育组织（EIT Digital）的首席执行官Willem Jonker曾指出，30年前，欧洲尚在数字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当时的诺基亚还在主宰移动世界。此外，在高性能计算领域，欧洲也保持强大实力，拥有众多值得尊敬的计算机制造商。遗憾的是，这种竞争力没能保持下去。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一凡强调：“对数字经济而言，在欧洲，一些中小企业还是有独到之处的，但在规模化推广与应用上，大家却普遍做不好。”他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本土发展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大的竞争环境不十分友好、对信息数据和隐私过度保护以及技术成本。
二战后，在调节社会公平和限制市场过度发挥作用这方面，欧洲各国政府是保持了自身态度的。他们不像美国那样崇尚非常纯正的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因此，欧洲的大企业尤其是传统行业企业，比较容易得到政府援助或企业间的相互援助，比较来看，中小企业想把创新变成商机的困难较大。进一步说，欧洲的初创公司想要获得投资较难，数字技术领域的人才流失现象较明显。
在隐私方面，欧洲态度保守，对个人数据与应用的防护十分谨慎甚至过分谨慎，而“棱镜门”的东窗事发，更是引爆了欧洲对于网络安全的担忧。因此，欧洲各国在应用新技术时，在考虑经济效应或技术效应之前，往往最先想到伦理、安全问题。
“还有一点，即技术性问题。尽管欧洲有欧盟这个单一大市场，但实际上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他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内部紧密联系的市场。比如，一款应用开发出来，若在中国或美国推广，一种语言就够了，但在欧洲不可以，这意味着创新企业仅在开发语言这一个项目上就要付出更多成本。”董一凡这样解释。
李艺铭则对记者强调，数字经济在欧洲的发展，可以用“起步早，法律严，效果慢”来概括。
“特别是随着3G以来移动通信时代的发展，欧洲明显掉队。欧洲发展理念保守，对于新兴业态过于谨慎，因此一度失去发展先机。欧洲关注个人数据隐私、商业隐私分类、数据垄断、信息安全等重大问题，《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严格细化了企业采集用户数据的规则。这种‘爱之深，责之切’的严格管理态度，一方面可能会为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会一定程度上遏止其发展步伐。”
下决心重布局
纵使前路艰辛，欧盟仍然决定重拾信心和勇气，试图加速本土数字经济的成长。
2020年2月份,欧盟委员会一口气发布了三份重要的数字战略文件,分别是《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人工智能白皮书》和《欧洲数据战略》。贯穿三份战略文件的一个核心概念,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欧盟必须重新夺回自己的‘技术主权’”。
根据上述一系列文件，接下来5年中，欧盟委员会将专注数字化的三个关键目标：为人民服务的技术；公平竞争的经济；开放、民主和可持续社会。
作为欧盟发展数字技术与经济的最新规划，上述文件提出将价值观、个人权利和市场价值相结合的欧洲新“数据理念”，以期打造有利于促进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消费者等有效、安全利用数据的“欧洲数据空间”；提出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道德与价值原则，同时要加强工业、技术与创新能力。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评价道，与以往欧盟数字战略的文件相比，《人工智能白皮书》和《欧洲数据战略》对技术风险和价值观的强调已经有所淡化，寻求经济收益和规则治理中的新平衡。
上述新平衡的找寻其实在更早时候已显露痕迹。
今年1月中旬的时候，欧盟还在考虑以立法禁止智能设备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因为在此前一份有关人工智能的起草文件中，欧盟委员会建议在5年内暂停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以便研究该技术诸多影响中不尽如人意的一部分。不过等到2月中旬时，欧盟一改之前态度，表示将不会向面部识别技术发出禁令。
从消费者或大众角度看，这种决心在当前背景下或许能获得比平常更多的支持与认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外卖行业在欧洲取得了发展。在重灾区国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餐饮的外送服务和超市的配送服务迎来了增长。线上教育也得到超乎以往的重视，不少学校因为政府的“禁课令”不得不开展远程授课。此外，不能出门也要工作的人们，纷纷开启居家办公模式。一时间，欧洲网络使用需求暴增。
为此，欧盟委员会还督促网飞（Netflix）、油管（YouTube）等流媒体视频平台降低视频清晰度，避免过多占用互联网流量从而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与学习。
需摆脱路径依赖
欧洲在数字经济的产业发展上没能占尽先机，却在监管与规划上领跑。
2010年5月，欧盟发布了《欧洲数字化议程》；
2015年5月，欧盟又发布了《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
2018年5月，欧盟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2019年7月，经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后，全球首部数字税落地实施。
有观点认为，欧盟“先监管，后发展”的方法无可厚非，作为新兴事物，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原本就裹挟着问题成长，监管领先发展意味着，一旦将本土数字经济发展起来，欧盟将会有足够的规范去预防漏洞出现。
“数字经济在中美两国的发展，整体上是先试水、后规范的模式。它给足了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因此两国有如今局面。如果欧盟希望在数字技术与经济的竞争中发挥领军作用，先规范、后发展的模式容易束手束脚。全球市场任何一个领域，最终总会发展出领跑者。若欧盟保持当前模式，结果可能就会是它总在扮演跟随者。”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这样回应。
张建平认为，欧盟应该摆脱“路径依赖”。
“中国有阿里巴巴、京东、腾讯、华为这样的企业，美国有亚马逊、苹果、微软、脸书，为什么欧洲本土没有呢？因为欧洲在传统经济上的优势很明显，他们的繁文缛节也是伴随传统经济发展建立起来的，越是这样，就越难完成从旧到新的转化。这一点在金融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欧洲对传统支付渠道比如信用卡，十分依赖，因为这套体系太健全了，所以他们没有培植出类似支付宝、微信支付这样的应用。既然欧盟想要做出改变，就首先应该摆脱前述路径依赖。”
不能忽视传统行业的“抵抗”
抛开制度、政策与规范上的限制，数字经济若要在欧洲取得较大进步，也要处理好数字经济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自2012年1月在法国正式成立以来，Uber（优步）备受指责；其中一部分怨气就来自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们。
2015年6月25日上午，法国出租车行业掀起了对抗Uber的罢工运动。在距离法国尼斯机场两公里左右的环岛，数十辆出租车环绕交通环岛，导致大面积交通瘫痪；而每辆参与罢工的出租车车身都贴有“Uber Stop”（禁止优步）的标语海报。当地出租车司机认为，Uber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计。
当然，这并非法国出租车行业抗议Uber的首次罢工。
董一凡说：“因为Uber侵蚀了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利益，不断带来纠纷，最终法国政府真的对Uber在当地的运行进行了限制。在欧洲，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专属行会，一旦自身利益受到其他主体的侵犯，比如政府行为、新兴业态等，行会就倾向于组织罢工。而当地政府往往出于对民众支持率、选举、社会稳定等诸多因素的考虑，多少做出一些让步。这一点在黄马甲运动和针对法国劳工改革的罢工中体现得很明显了。”
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欧洲一旦大踏步发展数字经济，难免会因传统行业的反弹受到掣肘。如何技术性地处理这样一种冲突，对欧洲而言是另一层考验。
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在对抗疫情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虽然国内抗疫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海外形势不容乐观，病毒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人类共存，进而改变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生产生活模式。
应对“长疫情时期”的多重挑战
从目前局面来看，疫情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已经由短期冲击演变成为一种倒逼消费形态、供给结构、要素组织结构，乃至国际关系重构的一种长期化、常态化扰动因素。
从“后疫情时代”向“长疫情时代”的认知转变，为我们后续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定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意味着我们要充分预估社交隔离带来的消费结构转变及其对总供给的反向影响，并把疫情N度小范围暴发的可能风险纳入政策制定考量。未来的政策制定也必须着眼于防疫抗疫常态化下新需求、新供给在新锚点上的再平衡来设定目标，并反向推定政策着力重点。
疫情暴发初期，大数据、AI、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对于精准防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整体而言属于应急管理范畴，借力5G、云计算、大数据、AI、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协同创新所驱动的经济新动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才是长久应对之道。
当前我们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消费端的萎缩，无论是内需线下消费市场还是外贸订单都呈急剧萎缩状态，消费端低迷导致企业缺失订单、复工复产缺乏需求端的支撑，企业现金流断裂倒闭破产进而冲击就业形势。在此背景下，拓展线上业态对冲经济下行、以线上就业部分替代传统就业成为必然选择。
从今年2月份至今，线上创新不断涌现，“宅经济”与”云经济”直接链接，擦出一段段火花。云逛街、云K歌、云健身、云招聘、云敲钟、云会展、云游园、云游戏和云剧院……云上经济蓬勃发展，拉动经济整体云化转型，所带来的在岗位价值、工作方式、技能要求方面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鲜明特色。
如何理解云经济的内在逻辑和它所带来的新兴就业机会呢？乔·韦曼先生《云端时代》一书中提到，“云计算是一种商业模式，可以随时随地、便捷、随需应变地从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中获取资源”。“按需付费”的模式让很多原本不具备IT化能力的中小微企业和创业者也能依托云计算赋能转型，不断优化自身业务模式与成本收益比。到了今天，云经济本身在经历一场从技术创新驱动到应用创新驱动的发展重心转变。
疫情倒逼之下，各种线下场景被迫迁移到线上，与线上流量池和云端支撑能力融合之后焕发出新的生机。“云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促动其他的企业要素、行业要素、价值要素打破原有壁垒，进而深度介入社会资源流动和收益分配的过程之中，数据智能超越国界带来的线上线下、全时空、多维度的互联互通，经历了快速成长之后遭遇发展瓶颈的共享经济，在新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下有可能突破原来的一些模式局限，与“云经济”协同后迎来新一拨创新浪潮，新消费与新业态、新模式叠加共振。
激发云经济活力
2020年，云端经济最亮眼的发力领域当属直播电商。作为5G商用最具现实支撑条件的一个落点，借助5G新基础设施带来的场景优化和体验提升，消费者的参与度、获得感、社交临场感、沉浸感、心理效用和分享驱动力等都有很大提升空间，这不仅有助于产业盘子的扩大，而且在直播领域会裂变出更多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
据《淘宝经济暖报》显示,仅2020年2月就有100多种线下职业都在淘宝直播找到了新的可能性，一些体验型、社交型、非标型服务类产品在新场景下通过流量聚合分发具备了商业变现价值，而电商直播周边的服务链、供应链、物流链等都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拉动就业和产业。
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等高度契合，5G商用则可以借助电商直播这一巨大“盘子”、发展支撑度高的风口获得应用创新上的一个细分领域支点，以其试错得失，镜鉴和示范效应拉动更多衍生创新。
相较于传统电商模式，电商直播以人性化、IP化的“主播推荐+情感促销”代替了简单的“图文展示+性价比促销”模式，平台、MCN和主播等多方协力，“直播间+线上社群”有机互补，集用户倒流、转化变现、品牌展示、客户关系管理等于一体，对传统广告行业带来了直接冲击，也让原有的内容生态体系获得了新的变现端口，情感认同、共时空体验、社交联结等多维度的“关系”因素取代了传统电商购物时基于单纯性价比考量的理性决策，对消费行为和消费体量都会产生影响。在公域流量红利见顶的大背景下，通过对私域流量的激活和二者协同有效提升了GMV转化率，个人品牌、个人信用、个体社交资产和粉丝资产台有了直接转化的通道。
云端经济模式之下，“流量”“赋能”“转化变现”成为关键词，个人创业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依赖的平台背景资源和流量池，平台为个体赋能，个体则为平台导流，形成共赢的利益联结体，个体自身的IP特色、自有流量、话题度和资源优势同样成为与平台互相成就的关键因素。一些公众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大的超级IP具有跨媒体、跨平台聚合流量的能力，与合适的品牌、供应链、物流链和社群链结合之后，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微型电商的角色，而超级IP平台本身还可以具备带动孵化次级网红IP的功能。电商直播在数据挖掘和AI技术加持下将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裂变、自我生长、自我完善的柔性系统，会把更多的技术创新、商业创新涵纳进来，或许未来用哪一个专门的术语都不足以概括，这也凸显了现代商业模式创新的特征——集成化、复合化、复杂化。
在这种模式之下，一大批新的就业岗位将衍生出来，体验型、参与型内容与教育培训内容会通过形式上的不断创新找到新的结合部，如云插花、云茶道、云美厨等，都不再是空想，各种线下行业都可能冒出具有鲜明人设特质和人格魅力的代言人，他们打破了传统明星偶像+粉丝群体的人际关系聚合模式，更多是以陪伴、参与、互动的方式与网友形成情感和关注度上的联结，再通过多种途径将这种联结转化为一种共生共创的价值体系并进行商业变现。而相比于传统固定组织平台内按部就班的晋升路径，这种云创业、云就业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高度依托于流量、粉丝和社会关注度，在获得顶级流量加持的背景下，可以获得职业生涯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智联招聘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春节复工后一个月内，企业整体招聘职位数与招聘人数分别同比下降31.43%和28.12%。在此背景下，直播行业人才需求量却逆势猛增。针对直播相关岗位而言，招聘职位数在一个月内同比上涨83.95%，招聘人数增幅更是达132.55%。此外从人才需求的地域结构上看，“云端经济”的发展为中小城市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就业创业空间，新增就业市场不断下沉。以淘宝为例，淘宝村播的版图现已拓展到全国，2020年2月，淘宝直播村播的开播场次同比增长200%。市场下沉与流量上坡对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和美国铆着劲儿争做“数字老大”；欧洲在产业掉队的情况下试图引领规范与监督；英国虽然决意离开欧盟，在数字经济上的实力却不容小觑；芬兰、韩国、日本等纷纷希望保护好自己的一方城池，试图在补足短板的同时力争上游。
这是一场没有哨声的比赛，亦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堪比“地理大发现”的“数字大发现”，为人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界列车驶入数字时代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数字经济。作为全球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它广泛存在于现代经济活动中，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结构加速转变，是经济转型增长的新变量，也是经济提质增效的新蓝海。
认识“数字经济”
究竟什么是数字经济？
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金融科技研究所所长陈晓华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数字经济是承接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人们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也一直在不断深化。
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撰写的《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出版，“数字经济”这一经济学术语被正式提出，唐·泰普斯科特因此被人们誉为“数字经济之父”。
随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撰写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尼古拉斯·尼葛洛庞（Nicholas Negroponte）撰写的《数字化生存》等著作的出版和畅销，将数字经济的理念推广开来。
1997年5月，日本通产省在相关报告中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定义；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数字经济由此被正式纳入美国官方统计中；此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新概念，“数字经济”这一术语开始在社会中广泛流行。
2016年，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简单说，只要数据、算法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数字经济”。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如此强调。
因此，线上打车属于数字经济，因为车辆调度需要数据和算法；订外卖也是，因为选择餐馆和配送也需要数据和算法；网购呢，就更不必说。
美国独占鳌头
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不断扩张裹挟着全球各领域迈入全新的数字时代。在这一潮流的涌动下，各国纷纷制定了国家级战略或工业政策，先后开启构建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道路。
《2015年经合组织数字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80%以上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制定了数字经济战略。
2018年10月27日，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2018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该蓝皮书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4个方面，利用11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全球50个国家的数字经济竞争力进行测度。排名显示，在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上，美国以84.24的总分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4个分项上得分均名列前茅。中国竞争力水平得分63.05，位居第二；新加坡(60.3)、英国(55.4)、荷兰(53.6)分别位列第三到第五名，得分与中国差距不明显。
《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19）》（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则显示，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一主要特征，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在数字治理等领域存在竞争力短板。
美国是数字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它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和第一台个人电脑，发明了阿帕网，率先提出数字地球、人工智能、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共享经济、工业互联网等理念，拥有发展数字经济的技术、人才优势。
美国商务部是各国政府中数字经济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98年-2003年的6年间（除2001年外），美国商务部每年均发布年度数字经济报告，对早期数字经济理念的普及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2010年，美国商务部提出“数字国家”（Digital Nation）概念。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内，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联合经济和统计管理局（ESA）连续发布6份“数字国家”报告，主要围绕基础设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
2018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34万亿美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0%。目前，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超10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
后起之秀弯道超车
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表《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描述信息技术给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社会变革，“数字经济”的提法得到了广泛认可。
这一年的中国，电脑很贵，却很受欢迎。彼时，中国最火的互联网公司是搜狐，其创始人张朝阳还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精英50人”之一。34岁的马云，接连两次创业失败，再一次重整旗鼓创立了阿里巴巴。同年年底，马化腾与团队创立了一个聊天室，1万人在线就让马化腾欢心不已，而这，就是QQ前身。
海水逐渐聚集在名为“数字”的领域，而畅游其中的人们似乎巧妙地交汇在了这一年；“相约98”后，中国选择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一大批业内先锋企业在20世纪末相继成立。这一阶段，中国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较为单一，初创企业模仿国外成功商业模式的现象极为普遍，他们以新闻门户、邮箱业务、搜索引擎为代表业态，核心内容还处在争夺流量和用户积累阶段。
2000年前后，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股市崩盘，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国内互联网产业也未能幸免，经历了大概两三年的低迷阶段。
得益于互联网用户数量的逐渐增长，中国的数字经济发轫于21世纪初的电子商务，同时，微博、博客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社交网络就此逐渐成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新阶段。新旧经济交替的图景波澜壮阔又扣人心弦：一方面是传统经济的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是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中国的实践印证了这一历程。
2012年，中国网民数量增速下降至9.92%，结束了近10年两位数增长的态势。同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2亿，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首次超过台式电脑，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迈入新阶段。
一部手机，连接起人们线上与线下生活。2013年，阿里巴巴才开始向移动端全面转型。短短几年后，生活全方位拥抱互联网，打车、外卖甚至洗衣、家政都可线上完成交易。共享出行、移动支付等新业态的出现，通过以模式创新为核心的方式，为中国数字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总体来说，和国外比，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弯道超车，二是规模优势。”《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解释道，国外的很多行业，例如支付、零售的数字化程度远不如中国，原因在于欧洲原有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很好，比如国外信用卡的普及率很高，导致他们对电子支付的需求相对较小。
陈永伟表示，中国本来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相对较慢，因而正好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实现了弯道超车。“应当承认，在技术创新上，我国和西方国家还是有差距的，很多关键性的数字技术创新依然来自西方国家。但是，我们有天然的规模优势，能让这些技术发展出很多在西方难以发展的商业模式。这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一个原因。”
中国数字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规模优势和消费者组成的关键驱动力。这些因素对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至关重要。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是原始创新驱动的，而中国恰恰是凭借着庞大的用户数、庞大的场景、庞大的在C端的应用创新和平台搭建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数字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消费金融论》作者刘洋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提到，防疫隔离和复工复产的两难境地，恰恰是数字经济新业态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最好时机。
在中国，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均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旨在促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中率先建立数字经济规则。
拥抱数字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生活服务业冲击影响巨大，体现在消费和供给两端。目前各地虽然积极推进复工复市，但尚未恢复到正常经营水平。疫情期间，生活服务业也因此产生大量创新，在维持老百姓正常生活的同时，扩宽发展空间。大量的生活服务向线上延伸，线上消费是最大拓展领域。
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关键时期，比重已近60%。服务业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当前全球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支柱是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发展成为服务业乃至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主要趋势。
生活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循环中位置非常重要，在满足消费、保障就业、稳定增长以及支撑创新方面不可忽略。中国服务业过去高度依赖于人工，疫情过程中智能化服务不断涌现。疫情之后，生活服务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会成为大趋势。
疫情期间，餐饮、娱乐、旅游、教育等服务行业的供应链加快重塑，新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在快速重组，正冲破过去的边界，服务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跟生产性服务业更为紧密。
未来是生活服务业拥抱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现代信息技术方兴未艾，数字化水平将从标准化高的产品向标准化低的产品延伸，从商品领域向生活服务领域拓展，从而实现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延伸和发展。
以餐饮行业为例，美团本身在消费环节提供了服务，带动了整个餐饮供应链的巨大转变，包括很多餐饮企业在自身的财务管理的电算化、采购的集中化、外卖递送的网络化等方面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可见，从消费端入手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带动更大范围的供应链的转型创新也是生活服务业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生活服务业数字化不是单纯的线上创新，而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创新，从早期的线上引流、线下实现开始，到目前的很多消费创新、服务创新，实际上都是线下和线上的结合，而且更大的可能是线上推动了线下的创新，拥抱数字经济才能够实现服务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创新要素将转向以技术、资金、大数据和高素质的软肋资源为主，而不再是大量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需要协同创新，通过平台的方式带动众多的小微企业共同创新。此外，从覆盖的市场范围看，服务业的创新将从城市扩展到农村、从国内实现跨境发展。
加快创新驱动，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一是要注重预期引导和加强数字经济解读，注意做好国内外信息公开和经济数据解读工作。二是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三是要在政策上给予生活服务业创新支持。四是政府要提升现代化监管能力，着力服务创新发展。
说好数字经济的“中国话”
危局中求变。中国数字经济过去22年（1998年-2020年）的积累，在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发挥了真正实力。
疫情催生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眼看开学日遥遥无期，“在家上网课”成了很多学生和家长的“甜蜜负担”。虽然人们对网课的吐槽层出不穷，因为疫情影响而停课的日本学生却一度表示“可羡慕了”。
数字经济开辟了举国“居家隔离”情况下的生产生活“新空间”，提升了城市应对疫情的韧性：通过在线商超购买粮食蔬菜；偶尔出门出示支付宝健康码；用钉钉在线协同办公、上网学习；慢性病人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药品；闲暇时看网购直播，刷资讯、短视频。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国内，形形色色的手机应用（APP）层出不穷，平时百花绽放、各有千秋，也没有谁特别博眼球；而在疫情的大背景下，他们都开始挑大梁了。
“数字经济业态的产品服务提供方式的非接触特征，既能满足疫情防控要求也能满足消费需求，所以疫情期间，他们与传统业态相比更具明显优势。”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认为，本次疫情客观上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中国是关键数字技术的全球领先投资者。麦肯锡预测显示，中国的风险投资总额逐年递增，吸引风险投资的主要行业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目前，中国在关键数字技术风险投资者中居全球前三。
缝隙再小，阳光都能透过。中国曾经寻求“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提升创新实力，却举步维艰，在前沿技术创新方面多年以来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企业也难以向国际高端产业领域拓展业务。然而，时至今日，人工智能、5G、云计算、区块链这些科技元素，不断在本土生根发芽。
风险与收益的正比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报告《中国数字经济：机遇和风险》指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数字化的平均水平仍不及发达经济体。报告认为，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数字化好处的同时减少有关风险，诸如潜在的劳动力中断、隐私侵犯、新兴寡头垄断以及金融风险等。
关于数字经济的影响，目前社会上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乐观派，认为数字经济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将是未来社会的新希望。第二种是悲观派，认为数字经济对生产力产生的影响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想，因此，它并不会在未来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三种则是担忧派，认为数字经济虽然会促进生产力，带来效率的巨大提升，但也会导致大面积的失业和收入分配恶化，因此应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保持谨慎。
从历史上看，蒸汽机的发明“消灭”了原本留给矿工的职位，汽车的发明则基本上“消灭”了马车夫这个职业。而相对于以前的历次技术革命，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可能更为持久，因此，它“消灭”的岗位可能更多。
不得不说，在推动现有经济体系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时刻警惕价值无法实现的“陷阱”。《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认为，对于这些悲观和担忧想法，有一定现实基础，确实捕捉到了现实问题，但是对“创造性毁灭”予以过多的强调，否定创新本身太过绝对。“二战之后，有很多学者考察过‘技术性失业问题’， 但都没有找到这种类型的失业存在的确切证据。失业的影响通常都只会维持很短时间。这只说明我们应对公共政策予以更多重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了保证短期就业，就放弃长期增长、放弃在未来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提出四点关于风险的判断。
一是来自数字经济自身的风险。目前，我们对数字经济的最终结局尚难以判断，其快速发展到底将会为人类带来哪些影响，尤其是伦理方面的，尚未可知。例如，儿童过度依赖数字产品的后果、青少年对网络虚拟空间的沉溺等。
二是信息安全方面的风险。截至目前，人们清晰可见的风险多集中在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公平交易等领域，可具体到消费安全和国家安全上，人们的认识并没有很深刻；而在互联网与5G更深度发展的未来，上述全部风险问题很可能会更加凸显。
三是技术替代带来的风险。有些落后生产能力是需要淘汰或者转型的，一些知识结构老化或固化的劳动力也将面临结构性淘汰。因此，在短期内，如何疏导并提供新的就业渠道，让面临淘汰的企业和劳动力有新的发展能力和空间，是以后政策要重点关照的。
四是来自国际交流合作的风险。数字经济具有跨行业、跨领域、跨时空的特点，全球化与一体化发展刻印在它基因里。可以说，数字经济就是未来的制高点。恰恰因此，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很容易受到更多政治干扰，更多通过法律规范、标准、贸易规则与国际协定等进行的干扰。此外，数字经济也容易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影响、控制甚至威慑其他国家的关键手段。
传统与智能的碰撞
腾讯研究院与工信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数字经济白皮书》指出，“数字经济”中的“数字”根据数字化程度的不同，可分为三个阶段：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数字转型。其中，数字转型是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指数字化不仅能扩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整个社会转型发展。
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各行业所处的阶段不尽相同，工业4.0、新零售等行业仍处于萌芽期，在线视频、网络营销、网络购物等已步入成熟期。
胡麒牧提到，疫情过后，传统产业和传统商业模式的需求会有恢复性增长，这会给人以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并不迫切的错觉。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不会改变，这是自主推动数字化转型而不是市场倒逼推动的窗口期。
疫情发生以来，传统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影响，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近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个部门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先后出台《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等，围绕解决中小微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而展开。
“有战略眼光的企业管理者会抓住疫情带来的机遇趁势而上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胡麒牧表示，从产业层面来看，有两类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在疫情结束后会加速。
第一类是受资源禀赋的时间空间等物理属性限制，线下存量资源分布不平衡，尤其是优质资源分布不平衡，使得市场需求在时空维度上与资源分布格局出现错配，而且这种错配在没有资源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介入的情况下难以改变。这类产业最典型的就是医疗、文旅、教育产业。
“第二类是产业生命周期进入成熟期到衰退期的临界点附近，运行效率的提升进入瓶颈期，需要突破目前的产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进行数字化改造。”胡麒牧强调，中国规模庞大的重化工业、公共服务领域如交通出行、政务办公的数字化进程，并不会因疫情的结束而放缓。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但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仅有25%。另据统计，中国有超过55%的企业尚未完成基础的设备数字化改造，特别是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很难承受数字化转型的成本。
河南三剑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益民从企业需求方角度，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分析，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不仅包括购买和使用技术的成本，还包括对组织、流程、商业模式实施重构的成本。所有成本加在一起，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往往难以负担。另外，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往往不能适应需求变化的需要。“如果企业效率上去了，产量增加了，需求却出现了波动，企业就不仅不能从效率改进中收益，还将面临产能闲置的成本。”更值得关注的是，企业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就要向数字化服务提供者开放一定数据，很多企业担心这个过程可能会泄露自己的商业秘密。
贝格互动（深圳）网络有限公司CEO孙瑞从数字化转型的供给者角度分析，指出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是非标化造成的成本居高不下。他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不同企业在经营状况、技术条件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诉求通常不一样。整体解决方案产生的数据不能用到对其他企业的服务当中去。这样，数字化服务提供商每开展一项新工作就要从头再来，成本很难降下来。现实中，很多数字化服务提供商不赚钱甚至亏本，原因就在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此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建议，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方面在于实体经济、实体企业要提高认识，以数字技术对自己的企业进行价值链重构、供应链管理，不断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在于各种政策的推进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创造更多应用场景。
火热新基建的冷思考
“新基建”被认为是投资驱动的主要抓手，其中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板块位列其中。
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新基建一头连着巨大的投资与需求，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5G网络建设为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指出，到2025年5G网络投资累计将达1.2万亿元。更重要的是，5G网络建设将有助于培育繁荣的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技术产业，间接带动数十万亿元的经济总产出，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坚实基础。
对于“数字经济”与“新基建”的关系，胡麒牧认为是动态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新基建是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它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新基建本身就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它融合了很多数字技术，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参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新基建的需求会增加，而且会促进这些数字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技术体系是相通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魏际刚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基建是个广义、动态的概念，泛指对当前及今后的国民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起到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的物理基础设施与数字化基础设施。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关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产业强国建设，关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力、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魏际刚表示，新基建是推动中国未来工业化、城市化、数字化、全球化、市场化的重要力量，是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基建对数字经济发展是十分关键的。”盘和林表示，数字经济发展从来离不开实体经济基础，也离不开本地经济社会现状和特征。要发展数字经济，让企业数字化是关键。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如果要单独实现数字化，就要承担巨大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基建的进行，可以大幅减少企业数字化成本，减少企业数字化后的风险，因而可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短期来看，加大新基建投资既能稳经济，同时要尽量避免‘走老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贺俊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前期投入。他提到，像新型基础设施中的5G/6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都有长达5年-10年的投资回报期。不仅资源型数字经济投资有如此性质，生产型数字经济也有着较长的投资周期。因此，如何做到数字经济投资、发展与传统经济转型的平衡，有的放矢，找准发力点，分步骤实施，也是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挑战。
数字经济驱动第三次全球化
以资本作为核心驱动力和配置模式的全球化陷入衰退和加速重构，而一种新的由数字技术和全球经济体系相融合的正在被定义的数字经济形态，有可能创建经济全球化的新秩序。这个由数字经济所驱动的新秩序有可能在中国被定义之后，从中国走向全球，成为第一次由中国掀起的全球化浪潮。
数字经济将成为全新的全球化经济形态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776年至1945年是第一次全球化，其经济形态被称为殖民经济。第一次全球化是科技和工业推动的，以经济利益作为驱动力，以战争手段作为扩张方式，以殖民地模式作为权力统治和控制方式，用简单粗暴的商品贸易作为利益交换和掠夺手段，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复杂的、大范围的、全方位的、持续时间很长的、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并且有很大延续性的全球化过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第二次全球化，其经济形态被称为资本经济。在全球地缘政治重建的基础上形成，同样是由科技和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创立。第二次全球化是以资本为纽带，在全球经济秩序推动和维护下，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创建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关系。
但是很显然，以数字技术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数字经济已经到了爆发的窗口，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形态，正在形成之中。
构成数字经济驱动的第三次全球化的核心技术诞生于上世纪中叶，直到1994年以互联网的方式传入中国。中国和发达国家2010年同步进入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融合了电信和信息两大系统，主要是建立了从电脑和电脑的链接到电脑与人、人与人的数字化链接，渐渐形成了个人数字终端。
数字技术的革命性标志在于5G的商用，5G的商用使数字技术与4G不再仅仅是数据量的积累，而是在高速率、大容量、低延时基础上的万物互联，将实现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的系统关联。这个关联还会极大程度地压缩全球化的物理空间，使全球化成为一个完全被数字技术所关联的整体。
从一些新的由数字技术与经济结合的案例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已经存在一个将5G数字技术和已有全球经济存量进行深度融合的巨大空间，这个空间将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现存世界的所有商业和经济运行，带来完全不同于第二次全球化时期的资本经济形态。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经济将成为一个全新的全球化经济形态。
中国将率先建成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
国家发改委最新定义的新基建，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投资总额40万亿元到50万亿元，这项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疫情造成的经济发展缺口，带动经济恢复，同时将加快中国数字经济基础建设，给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数字经济驱动的全球化将在第二次全球化基础之上，改变第二次全球化形成的基本运行规律，开创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
第一，数字经济将通过数字基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经济融合中改变经济的产业联系、行业联系、企业组织。
第二，数字经济通过各种产业互联网重构产业生态，横向连接产业和行业的所有商业要素，改变传统经济通过资本的纵向连接模式和通过资本进行分配的机制。
第三，数字经济的全球化速度远远快于第二次全球化时期，按照5G技术逻辑，全球任意两个端对端的传输速度快于人与人视觉感知的十分之一秒的速度，这就使得世界任意两点之间的感知时间和我们肉眼的感知时间是一致的，在虚拟空间，就实现了零距离。
第四，数字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全面提高，数字基建铺向哪里，数字技术就会带到哪里，数字经济就会迅速覆盖到哪里。
第五，数字经济时代，全球化竞争会加速，由于全球化的透明度提高，全球化的壁垒反而会大大降低，由此减少全球化的风险。
第六，数字经济时代和资本经济时代的全球化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利益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第七，数字经济的价值观将有利于形成全球命运共同体。数字经济与资本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价值观的区别。数字经济时代使资本的控制力，包括资本与企业、技术、产品、产业的联系方式发生了变化，数字价值超越资本价值，数字在经济中的地位高于资本在经济中的地位。
奋起直追，欧盟重新布局数字经济
面对中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欧盟的焦虑感与紧迫感正不断上升。一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都希望通过实际支持举措推动本土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欧盟又希望对个人数据隐私、数据安全、伦理建设等保持较高关切。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数字经济在欧洲形成了一种特殊局面——其在监管与规划领域做得比产业本身好，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欧盟成员国先后决定征收“数字服务税”即为佐证。
欧洲：起步早，法律严，效果慢
2019年9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这份报告显示，就全球云计算投资量、数据流量来看，中美就共同占去了50%、70%左右，欧洲并不具备明显优势。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扭转一个印象，即欧洲国家其实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一直十分重视，且给予了长时间的持续关注。具体来说，英国、德国、法国等都已纷纷出台了数字国家战略，比如英国2015年出台了《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2017年又进一步发布了《英国数字战略》。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经连续多年出台数字经济年度报告，对很多相关主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李艺铭这样指出。
向前回溯，我们可以发现，欧洲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地位并非一直像今天这样。
欧洲数字创新和创业教育组织（EIT Digital）的首席执行官Willem Jonker曾指出，30年前，欧洲尚在数字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当时的诺基亚还在主宰移动世界。此外，在高性能计算领域，欧洲也保持强大实力，拥有众多值得尊敬的计算机制造商。遗憾的是，这种竞争力没能保持下去。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一凡强调：“对数字经济而言，在欧洲，一些中小企业还是有独到之处的，但在规模化推广与应用上，大家却普遍做不好。”他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本土发展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大的竞争环境不十分友好、对信息数据和隐私过度保护以及技术成本。
二战后，在调节社会公平和限制市场过度发挥作用这方面，欧洲各国政府是保持了自身态度的。他们不像美国那样崇尚非常纯正的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因此，欧洲的大企业尤其是传统行业企业，比较容易得到政府援助或企业间的相互援助，比较来看，中小企业想把创新变成商机的困难较大。进一步说，欧洲的初创公司想要获得投资较难，数字技术领域的人才流失现象较明显。
在隐私方面，欧洲态度保守，对个人数据与应用的防护十分谨慎甚至过分谨慎，而“棱镜门”的东窗事发，更是引爆了欧洲对于网络安全的担忧。因此，欧洲各国在应用新技术时，在考虑经济效应或技术效应之前，往往最先想到伦理、安全问题。
“还有一点，即技术性问题。尽管欧洲有欧盟这个单一大市场，但实际上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他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内部紧密联系的市场。比如，一款应用开发出来，若在中国或美国推广，一种语言就够了，但在欧洲不可以，这意味着创新企业仅在开发语言这一个项目上就要付出更多成本。”董一凡这样解释。
李艺铭则对记者强调，数字经济在欧洲的发展，可以用“起步早，法律严，效果慢”来概括。
“特别是随着3G以来移动通信时代的发展，欧洲明显掉队。欧洲发展理念保守，对于新兴业态过于谨慎，因此一度失去发展先机。欧洲关注个人数据隐私、商业隐私分类、数据垄断、信息安全等重大问题，《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严格细化了企业采集用户数据的规则。这种‘爱之深，责之切’的严格管理态度，一方面可能会为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会一定程度上遏止其发展步伐。”
下决心重布局
纵使前路艰辛，欧盟仍然决定重拾信心和勇气，试图加速本土数字经济的成长。
2020年2月份,欧盟委员会一口气发布了三份重要的数字战略文件,分别是《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人工智能白皮书》和《欧洲数据战略》。贯穿三份战略文件的一个核心概念,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欧盟必须重新夺回自己的‘技术主权’”。
根据上述一系列文件，接下来5年中，欧盟委员会将专注数字化的三个关键目标：为人民服务的技术；公平竞争的经济；开放、民主和可持续社会。
作为欧盟发展数字技术与经济的最新规划，上述文件提出将价值观、个人权利和市场价值相结合的欧洲新“数据理念”，以期打造有利于促进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消费者等有效、安全利用数据的“欧洲数据空间”；提出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道德与价值原则，同时要加强工业、技术与创新能力。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评价道，与以往欧盟数字战略的文件相比，《人工智能白皮书》和《欧洲数据战略》对技术风险和价值观的强调已经有所淡化，寻求经济收益和规则治理中的新平衡。
上述新平衡的找寻其实在更早时候已显露痕迹。
今年1月中旬的时候，欧盟还在考虑以立法禁止智能设备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因为在此前一份有关人工智能的起草文件中，欧盟委员会建议在5年内暂停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以便研究该技术诸多影响中不尽如人意的一部分。不过等到2月中旬时，欧盟一改之前态度，表示将不会向面部识别技术发出禁令。
从消费者或大众角度看，这种决心在当前背景下或许能获得比平常更多的支持与认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外卖行业在欧洲取得了发展。在重灾区国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餐饮的外送服务和超市的配送服务迎来了增长。线上教育也得到超乎以往的重视，不少学校因为政府的“禁课令”不得不开展远程授课。此外，不能出门也要工作的人们，纷纷开启居家办公模式。一时间，欧洲网络使用需求暴增。
为此，欧盟委员会还督促网飞（Netflix）、油管（YouTube）等流媒体视频平台降低视频清晰度，避免过多占用互联网流量从而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与学习。
需摆脱路径依赖
欧洲在数字经济的产业发展上没能占尽先机，却在监管与规划上领跑。
2010年5月，欧盟发布了《欧洲数字化议程》；
2015年5月，欧盟又发布了《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
2018年5月，欧盟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2019年7月，经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后，全球首部数字税落地实施。
有观点认为，欧盟“先监管，后发展”的方法无可厚非，作为新兴事物，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原本就裹挟着问题成长，监管领先发展意味着，一旦将本土数字经济发展起来，欧盟将会有足够的规范去预防漏洞出现。
“数字经济在中美两国的发展，整体上是先试水、后规范的模式。它给足了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因此两国有如今局面。如果欧盟希望在数字技术与经济的竞争中发挥领军作用，先规范、后发展的模式容易束手束脚。全球市场任何一个领域，最终总会发展出领跑者。若欧盟保持当前模式，结果可能就会是它总在扮演跟随者。”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这样回应。
张建平认为，欧盟应该摆脱“路径依赖”。
“中国有阿里巴巴、京东、腾讯、华为这样的企业，美国有亚马逊、苹果、微软、脸书，为什么欧洲本土没有呢？因为欧洲在传统经济上的优势很明显，他们的繁文缛节也是伴随传统经济发展建立起来的，越是这样，就越难完成从旧到新的转化。这一点在金融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欧洲对传统支付渠道比如信用卡，十分依赖，因为这套体系太健全了，所以他们没有培植出类似支付宝、微信支付这样的应用。既然欧盟想要做出改变，就首先应该摆脱前述路径依赖。”
不能忽视传统行业的“抵抗”
抛开制度、政策与规范上的限制，数字经济若要在欧洲取得较大进步，也要处理好数字经济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自2012年1月在法国正式成立以来，Uber（优步）备受指责；其中一部分怨气就来自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们。
2015年6月25日上午，法国出租车行业掀起了对抗Uber的罢工运动。在距离法国尼斯机场两公里左右的环岛，数十辆出租车环绕交通环岛，导致大面积交通瘫痪；而每辆参与罢工的出租车车身都贴有“Uber Stop”（禁止优步）的标语海报。当地出租车司机认为，Uber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计。
当然，这并非法国出租车行业抗议Uber的首次罢工。
董一凡说：“因为Uber侵蚀了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利益，不断带来纠纷，最终法国政府真的对Uber在当地的运行进行了限制。在欧洲，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专属行会，一旦自身利益受到其他主体的侵犯，比如政府行为、新兴业态等，行会就倾向于组织罢工。而当地政府往往出于对民众支持率、选举、社会稳定等诸多因素的考虑，多少做出一些让步。这一点在黄马甲运动和针对法国劳工改革的罢工中体现得很明显了。”
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欧洲一旦大踏步发展数字经济，难免会因传统行业的反弹受到掣肘。如何技术性地处理这样一种冲突，对欧洲而言是另一层考验。
持续发力“云端经济”
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在对抗疫情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虽然国内抗疫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海外形势不容乐观，病毒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人类共存，进而改变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生产生活模式。
应对“长疫情时期”的多重挑战
从目前局面来看，疫情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已经由短期冲击演变成为一种倒逼消费形态、供给结构、要素组织结构，乃至国际关系重构的一种长期化、常态化扰动因素。
从“后疫情时代”向“长疫情时代”的认知转变，为我们后续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定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意味着我们要充分预估社交隔离带来的消费结构转变及其对总供给的反向影响，并把疫情N度小范围暴发的可能风险纳入政策制定考量。未来的政策制定也必须着眼于防疫抗疫常态化下新需求、新供给在新锚点上的再平衡来设定目标，并反向推定政策着力重点。
疫情暴发初期，大数据、AI、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对于精准防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整体而言属于应急管理范畴，借力5G、云计算、大数据、AI、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协同创新所驱动的经济新动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才是长久应对之道。
当前我们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消费端的萎缩，无论是内需线下消费市场还是外贸订单都呈急剧萎缩状态，消费端低迷导致企业缺失订单、复工复产缺乏需求端的支撑，企业现金流断裂倒闭破产进而冲击就业形势。在此背景下，拓展线上业态对冲经济下行、以线上就业部分替代传统就业成为必然选择。
从今年2月份至今，线上创新不断涌现，“宅经济”与”云经济”直接链接，擦出一段段火花。云逛街、云K歌、云健身、云招聘、云敲钟、云会展、云游园、云游戏和云剧院……云上经济蓬勃发展，拉动经济整体云化转型，所带来的在岗位价值、工作方式、技能要求方面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鲜明特色。
如何理解云经济的内在逻辑和它所带来的新兴就业机会呢？乔·韦曼先生《云端时代》一书中提到，“云计算是一种商业模式，可以随时随地、便捷、随需应变地从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中获取资源”。“按需付费”的模式让很多原本不具备IT化能力的中小微企业和创业者也能依托云计算赋能转型，不断优化自身业务模式与成本收益比。到了今天，云经济本身在经历一场从技术创新驱动到应用创新驱动的发展重心转变。
疫情倒逼之下，各种线下场景被迫迁移到线上，与线上流量池和云端支撑能力融合之后焕发出新的生机。“云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促动其他的企业要素、行业要素、价值要素打破原有壁垒，进而深度介入社会资源流动和收益分配的过程之中，数据智能超越国界带来的线上线下、全时空、多维度的互联互通，经历了快速成长之后遭遇发展瓶颈的共享经济，在新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下有可能突破原来的一些模式局限，与“云经济”协同后迎来新一拨创新浪潮，新消费与新业态、新模式叠加共振。
激发云经济活力
2020年，云端经济最亮眼的发力领域当属直播电商。作为5G商用最具现实支撑条件的一个落点，借助5G新基础设施带来的场景优化和体验提升，消费者的参与度、获得感、社交临场感、沉浸感、心理效用和分享驱动力等都有很大提升空间，这不仅有助于产业盘子的扩大，而且在直播领域会裂变出更多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
据《淘宝经济暖报》显示,仅2020年2月就有100多种线下职业都在淘宝直播找到了新的可能性，一些体验型、社交型、非标型服务类产品在新场景下通过流量聚合分发具备了商业变现价值，而电商直播周边的服务链、供应链、物流链等都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拉动就业和产业。
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等高度契合，5G商用则可以借助电商直播这一巨大“盘子”、发展支撑度高的风口获得应用创新上的一个细分领域支点，以其试错得失，镜鉴和示范效应拉动更多衍生创新。
相较于传统电商模式，电商直播以人性化、IP化的“主播推荐+情感促销”代替了简单的“图文展示+性价比促销”模式，平台、MCN和主播等多方协力，“直播间+线上社群”有机互补，集用户倒流、转化变现、品牌展示、客户关系管理等于一体，对传统广告行业带来了直接冲击，也让原有的内容生态体系获得了新的变现端口，情感认同、共时空体验、社交联结等多维度的“关系”因素取代了传统电商购物时基于单纯性价比考量的理性决策，对消费行为和消费体量都会产生影响。在公域流量红利见顶的大背景下，通过对私域流量的激活和二者协同有效提升了GMV转化率，个人品牌、个人信用、个体社交资产和粉丝资产台有了直接转化的通道。
云端经济模式之下，“流量”“赋能”“转化变现”成为关键词，个人创业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依赖的平台背景资源和流量池，平台为个体赋能，个体则为平台导流，形成共赢的利益联结体，个体自身的IP特色、自有流量、话题度和资源优势同样成为与平台互相成就的关键因素。一些公众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大的超级IP具有跨媒体、跨平台聚合流量的能力，与合适的品牌、供应链、物流链和社群链结合之后，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微型电商的角色，而超级IP平台本身还可以具备带动孵化次级网红IP的功能。电商直播在数据挖掘和AI技术加持下将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裂变、自我生长、自我完善的柔性系统，会把更多的技术创新、商业创新涵纳进来，或许未来用哪一个专门的术语都不足以概括，这也凸显了现代商业模式创新的特征——集成化、复合化、复杂化。
在这种模式之下，一大批新的就业岗位将衍生出来，体验型、参与型内容与教育培训内容会通过形式上的不断创新找到新的结合部，如云插花、云茶道、云美厨等，都不再是空想，各种线下行业都可能冒出具有鲜明人设特质和人格魅力的代言人，他们打破了传统明星偶像+粉丝群体的人际关系聚合模式，更多是以陪伴、参与、互动的方式与网友形成情感和关注度上的联结，再通过多种途径将这种联结转化为一种共生共创的价值体系并进行商业变现。而相比于传统固定组织平台内按部就班的晋升路径，这种云创业、云就业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高度依托于流量、粉丝和社会关注度，在获得顶级流量加持的背景下，可以获得职业生涯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智联招聘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春节复工后一个月内，企业整体招聘职位数与招聘人数分别同比下降31.43%和28.12%。在此背景下，直播行业人才需求量却逆势猛增。针对直播相关岗位而言，招聘职位数在一个月内同比上涨83.95%，招聘人数增幅更是达132.55%。此外从人才需求的地域结构上看，“云端经济”的发展为中小城市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就业创业空间，新增就业市场不断下沉。以淘宝为例，淘宝村播的版图现已拓展到全国，2020年2月，淘宝直播村播的开播场次同比增长200%。市场下沉与流量上坡对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