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新基建”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多个省份陆续发布的2020年一系列重大投资项目中，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当前，为何要加快推进“新基建”？“新基建”究竟新在哪？投资资金从哪来？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明确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新型基础设施，是相对于以往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而言的，涉及5G网络、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段时间以来，多个省份也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新基建”项目。这些项目的推出，推动了“新基建”概念的“走红”。
“新基建”有啥不一样
近一段时间以来，“新基建”备受资本市场热捧。事实上，中央对于“新基建”的谋划布局早已展开。
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
各省份近期陆续发布了今年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5G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项目成为引领新一轮投资的亮点。例如，多个省份在各自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列入2020年重点工作。
“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短期刺激作用明显，但是投资回报相对慢一些。而‘新基建’与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是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创造与满足新需求的重要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
李佐军告诉记者，受国内外复杂因素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加大。发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不可能再用过去依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举措。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壮大新兴产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离不开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强力支撑。这也是中央和地方加快部署“新基建”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看，推进‘新基建’，不仅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还能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促进新产业新领域发展，提升长期竞争力。”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分析，“新基建”的重点是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领域基建投资力度，这将有力支持结构转型和产业提升，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
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看来，“新基建”的价值不仅在“建”，更在“用”。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基建”不仅可以有效优化供给能力，也能够进一步引导和满足消费升级。
“新基建”不是“强刺激”
根据相关机构测算，2020年，我国5G投资规模将近3000亿元、特高压投资规模超600亿元、轨道交通投资规模在5000亿元左右、充电桩投资规模100亿元、数据中心投资规模约1000亿元、人工智能投资规模约350亿元。
更重要的是，“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刚刚“破题”，未来仍然蕴藏着巨大的拓展空间。有业内人士担心，“新基建”是不是“强刺激”？
事实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我国GDP总量已经逼近100万亿元，内需特别是消费对于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更加明显。如此庞大的经济总量，单靠投资拉动和刺激经济增长已经不切实际，还需要更多依靠消费的持续发力。
“经过多年发展，传统基建的边际效用和收益递减。而新型基建以技术创新为底色，既可短期创造就业和增长，也可促进结构转型升级，带动经济的中长期健康发展。”徐洪才说。
“传统基建投资中，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而在新型基础设施领域，许多地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仅可以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发展，还关系到长远发展。”万国数据服务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黄伟说。
黄伟认为，以数据中心建设为例，数据中心既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也是“新基建”发展的核心IT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的腾飞起到底层支撑作用，“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许多地区的数据中心缺口将持续扩大。因此，加大在数据中心领域的基建投资，挖掘数字经济深度、延展数字经济长度，十分必要”。
唐建伟告诉记者，传统基建投资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而“新基建”的投资更多是市场与政府合力推动。随着民间投资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新基建”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将远大于传统基建。
需创新投融资机制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金压力加大。各地为何对投资“新基建”热情高涨？
重要原因在于，“新基建”瞄准的是未来重要技术进步的领域，是推动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孕育着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而目前这些新动能发展所依托的基础设施仍然相对薄弱。
专家建议，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探索投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参与的积极性。
“在‘新基建’过程中，要避免一哄而上，要考虑市场需求和本地发展实际，同时，还要根据财力和债务的承受情况循序渐进推进，避免形成新的地方债风险。”李佐军说。
唐建伟建议，在“新基建”过程中，一方面要确保建立新机制、扩大新主体，规范基建项目融资行为，严控地方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要确保基建投资新区域、新领域，不能大搞基建全面投资，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或者基建浪费。
黄伟建议，在扩大“新基建”中，需要充分调动民营龙头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这些企业的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在政策层面，建议高度重视数据中心作为支撑新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作用，并在电力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充分考虑东西部资源需求和供给量差异进行科学布局；制定适应“新基建”的能耗审批和监控等政策。
加快“新基建”推进步伐，资金从哪里来？在专家们看来，加大“新基建”投入不能走老路，要拓宽资金来源，创新投融资方式，有效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加大投入不能走老路
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因此，也称为“铁公机”。而“新基建”则更多集中于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投资的情况很不一样。”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认为，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项目更偏重于信息化和创新领域，项目的科技化程度较高，意味着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参与度会比较高。
近年来，我国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基建”领域发展较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产业的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普遍强调投资收益和回报，以市场化投融资方式为主，这也激发了这些领域的发展活力。
在李建军看来，当前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比较高，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债务支持也是不现实的。“新基建”项目的融资必须依靠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并在融资方式上有所创新。
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专家认为，发展“新基建”，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出台配套措施，对“新基建”给予有针对性的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支持，通过产业引导基金、担保基金等方式不断吸引市场资本参与到“新基建”的项目建设中来。
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对于“新基建”，要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绝不能搞一次性的过度刺激，而应做中期投资规划，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有节奏分批有序推进。
“‘新基建’融资要更加多元化。”李建军认为，地方政府资金有限，要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指导地方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工作，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同时应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通过产业引导基金、担保基金等方式不断吸引市场资本参与到“新基建”的项目建设中来。
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需要跟上“新基建”的步伐，打破“抵押品依赖”。李建军表示，“新基建”项目与传统项目的不同之处是高技术创新，轻资产、缺少抵押品的情况比较多。银行的贷款产品应该更多从未来收益来考虑，开发以未来收益权为主的金融产品以及知识产权抵押的产品。如当前很多银行设立了理财子公司和投资公司，可以考虑从股债结合的角度消除信息不对称，为创新企业提供资金。
此外，融资方式也需要与“新基建”需求相匹配。基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期长的特点，李建军表示，应该重点发挥信托、保险等长期资金的作用。信托机构应设立专门的“新基建”投资信托计划或者投资基金，从单一项目入手，提供长期债权资金。信托机构还可牵头和保险等长期资金合作，参与投资“新基建”项目，以解决基金资金期限和项目建设运营期限不匹配的问题。
在直接融资方面，还应充分发挥科创板的作用，积极推动在“新基建”领域比较成熟的企业抓紧上市，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各类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投资资金，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企业。
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加快推进“新基建”，还需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任泽平建议，要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同时，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
任泽平认为，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在资金来源方面，要规范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还要创造好的环境。李建军强调，在推进市场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还要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项目投资的流程，提高项目投资参与的便利化程度，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市场资本参与项目的交易成本。
“新基建”究竟由谁来干？不妨先来看看具体案例——
近日，由厦门市政府与神州数码集团合作打造的厦门鲲鹏超算中心投入使用。该中心既能为政府、企业等提供海量存储和计算支持，也能在政务、健康医疗、海洋气象等领域提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超算服务，将成为厦门“新基建”领域的标杆。
这个典型实践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搞好“新基建”，政府和市场缺一不可。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PPP研究中心主任孟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看，一方面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新基建”投资和建设单靠政府主导不现实；另一方面市场本身就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有较强的投资和技术积累。因此，当前应该注重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共同作用。
目前，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对“新基建”进行系统谋划。3月6日，工信部召开加快5G发展专题会，部署了加快网络建设、深化融合应用、发展基于5G的平台经济、壮大产业生态等多方面任务。山东省济宁市组织召开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题座谈，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新基建”发展的实施意见，在规划、土地、财政、资金等方面，拿出一些含金量高、可操作性强的支持政策。
企业也正积极地奔向“新基建”。国家电网公司成立“新基建”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近期陆续披露了5G建设计划。阿里巴巴集团与杭州余杭区签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将在余杭区加快推动系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企业迎来重大机遇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认为，“新基建”是个新市场，理论上所有企业都可能成为参与者和建设者。但是，“新基建”无论是技术门槛还是资金门槛都比较高，大型行业龙头企业机遇相对更大。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科技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灵活方式，积极主动参与其中，比如项目混改、技术入股、知识产权入股等。汤继强认为，“新基建”将成为发展新动能和经济新赛道，让不同企业处在了新的起跑线上，是后发者奋起直追、变道超越的新机遇。
当然，企业要从“新基建”中分得一杯羹，还应强化自身本领。专家认为，企业应着眼“新基建”领域的建设目标，加大研发力度，夯实技术基础，优化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参与“新基建”的能力，用实力赢得机遇。
用改革寻求最佳发力模式
不同的“新基建”项目，政府和市场之手发力的模式和作用不尽相同。“要做好‘新基建’，充分发挥各方作用，还需从多方面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周文渊认为，要进一步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给予关联企业更多信贷融资支持，通过减税降费给企业带来更多发展动能，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并推动消费。
此外，对于基建领域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也需要进一步探索。“‘新基建’的本质还是基建。随着新技术发展、产业变革与消费升级，很多基础设施的形态、构成、管理运行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是持续性的。”潘超认为，现阶段的“新基建”既要重视如5G等新设施，也应该用新技术加大对现有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比如用人工智能改造现有的道路、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
孟春认为，要让政府和市场之手更好地协同发力，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非常关键。同时，要创新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形成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有效载体，更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
“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可以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寻找开放性的解决方案等方式，让更多企业获得平等进入的机会。”汤继强认为。
未来伴随着系列改革扎实深入落地，政府和市场之手将为“新基建”打造更多创新、高效的建设模式。
“新基建”正在成为经济建设领域的焦点之一，但如何避免走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走过的弯路，特别是如何破除“政府包办”，避免“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等难题，需引起重视。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我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在以往的具体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如何走出新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特别是数字基础设施对改变新动能不足、技术含量偏低的状况有重要意义，需要大力发展，但要注意不能走传统上的老路，特别是不能搞‘政府包办’‘一哄而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也认为，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
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往往扮演重要角色。发展5G基站、特高压（电力物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虽然基础设施一般具有公共性，需要政府的超前规划和投资，但是要想获得长期经济效率，其建设也必须更多尊重市场规律”。
刘尚希表示，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新基建”主要是数字化基础设施，技术含量高、发展变化快，而且必须与市场、企业的需求耦合，因此应由市场主导。“政府要为‘新基建’发展创造条件，制定规则标准，提供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是直接投资、上项目。如果政府直接大包大揽，有可能会提高债务风险，也达不到拉动经济的效果。”刘尚希说。
任泽平提出，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
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当前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新基建”是不是为了通过大规模建设“刺激”经济？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央已多次对“新基建”进行部署，并非新的“刺激”计划，在实施中不能走“大水漫灌”“大铺摊子”等老路。
黄群慧认为，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具有很大区别，一方面市场前景不确定性较大，选择性产业政策的适用性不高，另一方面近些年在市场机制推动下该领域已经有了较好发展基础，“因此，‘新基建’需要政府引导，但切勿过度直接介入。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高涨的背景下，更需要对此保持高度的清醒”。
专家指出，在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各地实际需求、自然地理条件、网络布局基础，以整体优化基础设施网络为标尺，防止各地不顾条件、一哄而上，造成新的产能过剩。
着眼高质量发展
面对重要发展机遇，“新基建”如何走出新路？
“对于新型基础设施，下一步，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司副司长郑剑说，一是创新发展，要进一步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指导，创新相关体制机制，加强前瞻性、引导性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二是融合发展，加强资源整合和共建共享，促进协同融合，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尤为重要的是，要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牵引，推动传统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和提升效能，统筹推进更多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项目建设，构建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设施体系。”郑剑说。（综合经济日报）
“新基建”到底新在哪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明确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新型基础设施，是相对于以往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而言的，涉及5G网络、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段时间以来，多个省份也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新基建”项目。这些项目的推出，推动了“新基建”概念的“走红”。
“新基建”有啥不一样
近一段时间以来，“新基建”备受资本市场热捧。事实上，中央对于“新基建”的谋划布局早已展开。
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
各省份近期陆续发布了今年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5G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项目成为引领新一轮投资的亮点。例如，多个省份在各自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列入2020年重点工作。
“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短期刺激作用明显，但是投资回报相对慢一些。而‘新基建’与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是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创造与满足新需求的重要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
李佐军告诉记者，受国内外复杂因素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加大。发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不可能再用过去依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举措。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壮大新兴产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离不开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强力支撑。这也是中央和地方加快部署“新基建”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看，推进‘新基建’，不仅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还能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促进新产业新领域发展，提升长期竞争力。”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分析，“新基建”的重点是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领域基建投资力度，这将有力支持结构转型和产业提升，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
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看来，“新基建”的价值不仅在“建”，更在“用”。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基建”不仅可以有效优化供给能力，也能够进一步引导和满足消费升级。
“新基建”不是“强刺激”
根据相关机构测算，2020年，我国5G投资规模将近3000亿元、特高压投资规模超600亿元、轨道交通投资规模在5000亿元左右、充电桩投资规模100亿元、数据中心投资规模约1000亿元、人工智能投资规模约350亿元。
更重要的是，“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刚刚“破题”，未来仍然蕴藏着巨大的拓展空间。有业内人士担心，“新基建”是不是“强刺激”？
事实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我国GDP总量已经逼近100万亿元，内需特别是消费对于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更加明显。如此庞大的经济总量，单靠投资拉动和刺激经济增长已经不切实际，还需要更多依靠消费的持续发力。
“经过多年发展，传统基建的边际效用和收益递减。而新型基建以技术创新为底色，既可短期创造就业和增长，也可促进结构转型升级，带动经济的中长期健康发展。”徐洪才说。
“传统基建投资中，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而在新型基础设施领域，许多地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仅可以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发展，还关系到长远发展。”万国数据服务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黄伟说。
黄伟认为，以数据中心建设为例，数据中心既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也是“新基建”发展的核心IT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的腾飞起到底层支撑作用，“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许多地区的数据中心缺口将持续扩大。因此，加大在数据中心领域的基建投资，挖掘数字经济深度、延展数字经济长度，十分必要”。
唐建伟告诉记者，传统基建投资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而“新基建”的投资更多是市场与政府合力推动。随着民间投资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新基建”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将远大于传统基建。
需创新投融资机制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金压力加大。各地为何对投资“新基建”热情高涨？
重要原因在于，“新基建”瞄准的是未来重要技术进步的领域，是推动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孕育着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而目前这些新动能发展所依托的基础设施仍然相对薄弱。
专家建议，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探索投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参与的积极性。
“在‘新基建’过程中，要避免一哄而上，要考虑市场需求和本地发展实际，同时，还要根据财力和债务的承受情况循序渐进推进，避免形成新的地方债风险。”李佐军说。
唐建伟建议，在“新基建”过程中，一方面要确保建立新机制、扩大新主体，规范基建项目融资行为，严控地方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要确保基建投资新区域、新领域，不能大搞基建全面投资，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或者基建浪费。
黄伟建议，在扩大“新基建”中，需要充分调动民营龙头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这些企业的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在政策层面，建议高度重视数据中心作为支撑新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作用，并在电力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充分考虑东西部资源需求和供给量差异进行科学布局；制定适应“新基建”的能耗审批和监控等政策。
“新基建”资金从哪儿来
加快“新基建”推进步伐，资金从哪里来？在专家们看来，加大“新基建”投入不能走老路，要拓宽资金来源，创新投融资方式，有效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加大投入不能走老路
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因此，也称为“铁公机”。而“新基建”则更多集中于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投资的情况很不一样。”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认为，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项目更偏重于信息化和创新领域，项目的科技化程度较高，意味着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参与度会比较高。
近年来，我国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基建”领域发展较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产业的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普遍强调投资收益和回报，以市场化投融资方式为主，这也激发了这些领域的发展活力。
在李建军看来，当前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比较高，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债务支持也是不现实的。“新基建”项目的融资必须依靠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并在融资方式上有所创新。
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专家认为，发展“新基建”，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出台配套措施，对“新基建”给予有针对性的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支持，通过产业引导基金、担保基金等方式不断吸引市场资本参与到“新基建”的项目建设中来。
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对于“新基建”，要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绝不能搞一次性的过度刺激，而应做中期投资规划，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有节奏分批有序推进。
“‘新基建’融资要更加多元化。”李建军认为，地方政府资金有限，要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指导地方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工作，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同时应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通过产业引导基金、担保基金等方式不断吸引市场资本参与到“新基建”的项目建设中来。
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需要跟上“新基建”的步伐，打破“抵押品依赖”。李建军表示，“新基建”项目与传统项目的不同之处是高技术创新，轻资产、缺少抵押品的情况比较多。银行的贷款产品应该更多从未来收益来考虑，开发以未来收益权为主的金融产品以及知识产权抵押的产品。如当前很多银行设立了理财子公司和投资公司，可以考虑从股债结合的角度消除信息不对称，为创新企业提供资金。
此外，融资方式也需要与“新基建”需求相匹配。基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期长的特点，李建军表示，应该重点发挥信托、保险等长期资金的作用。信托机构应设立专门的“新基建”投资信托计划或者投资基金，从单一项目入手，提供长期债权资金。信托机构还可牵头和保险等长期资金合作，参与投资“新基建”项目，以解决基金资金期限和项目建设运营期限不匹配的问题。
在直接融资方面，还应充分发挥科创板的作用，积极推动在“新基建”领域比较成熟的企业抓紧上市，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各类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投资资金，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企业。
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加快推进“新基建”，还需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任泽平建议，要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同时，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
任泽平认为，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在资金来源方面，要规范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还要创造好的环境。李建军强调，在推进市场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还要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项目投资的流程，提高项目投资参与的便利化程度，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市场资本参与项目的交易成本。
“新基建”究竟谁来干
“新基建”究竟由谁来干？不妨先来看看具体案例——
近日，由厦门市政府与神州数码集团合作打造的厦门鲲鹏超算中心投入使用。该中心既能为政府、企业等提供海量存储和计算支持，也能在政务、健康医疗、海洋气象等领域提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超算服务，将成为厦门“新基建”领域的标杆。
这个典型实践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搞好“新基建”，政府和市场缺一不可。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PPP研究中心主任孟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看，一方面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新基建”投资和建设单靠政府主导不现实；另一方面市场本身就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有较强的投资和技术积累。因此，当前应该注重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共同作用。
目前，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对“新基建”进行系统谋划。3月6日，工信部召开加快5G发展专题会，部署了加快网络建设、深化融合应用、发展基于5G的平台经济、壮大产业生态等多方面任务。山东省济宁市组织召开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题座谈，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新基建”发展的实施意见，在规划、土地、财政、资金等方面，拿出一些含金量高、可操作性强的支持政策。
企业也正积极地奔向“新基建”。国家电网公司成立“新基建”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近期陆续披露了5G建设计划。阿里巴巴集团与杭州余杭区签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将在余杭区加快推动系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企业迎来重大机遇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认为，“新基建”是个新市场，理论上所有企业都可能成为参与者和建设者。但是，“新基建”无论是技术门槛还是资金门槛都比较高，大型行业龙头企业机遇相对更大。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科技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灵活方式，积极主动参与其中，比如项目混改、技术入股、知识产权入股等。汤继强认为，“新基建”将成为发展新动能和经济新赛道，让不同企业处在了新的起跑线上，是后发者奋起直追、变道超越的新机遇。
当然，企业要从“新基建”中分得一杯羹，还应强化自身本领。专家认为，企业应着眼“新基建”领域的建设目标，加大研发力度，夯实技术基础，优化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参与“新基建”的能力，用实力赢得机遇。
用改革寻求最佳发力模式
不同的“新基建”项目，政府和市场之手发力的模式和作用不尽相同。“要做好‘新基建’，充分发挥各方作用，还需从多方面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周文渊认为，要进一步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给予关联企业更多信贷融资支持，通过减税降费给企业带来更多发展动能，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并推动消费。
此外，对于基建领域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也需要进一步探索。“‘新基建’的本质还是基建。随着新技术发展、产业变革与消费升级，很多基础设施的形态、构成、管理运行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是持续性的。”潘超认为，现阶段的“新基建”既要重视如5G等新设施，也应该用新技术加大对现有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比如用人工智能改造现有的道路、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
孟春认为，要让政府和市场之手更好地协同发力，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非常关键。同时，要创新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形成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有效载体，更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
“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可以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寻找开放性的解决方案等方式，让更多企业获得平等进入的机会。”汤继强认为。
未来伴随着系列改革扎实深入落地，政府和市场之手将为“新基建”打造更多创新、高效的建设模式。
“新基建”怎样不走老路
“新基建”正在成为经济建设领域的焦点之一，但如何避免走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走过的弯路，特别是如何破除“政府包办”，避免“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等难题，需引起重视。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我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在以往的具体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如何走出新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特别是数字基础设施对改变新动能不足、技术含量偏低的状况有重要意义，需要大力发展，但要注意不能走传统上的老路，特别是不能搞‘政府包办’‘一哄而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也认为，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
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往往扮演重要角色。发展5G基站、特高压（电力物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虽然基础设施一般具有公共性，需要政府的超前规划和投资，但是要想获得长期经济效率，其建设也必须更多尊重市场规律”。
刘尚希表示，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新基建”主要是数字化基础设施，技术含量高、发展变化快，而且必须与市场、企业的需求耦合，因此应由市场主导。“政府要为‘新基建’发展创造条件，制定规则标准，提供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是直接投资、上项目。如果政府直接大包大揽，有可能会提高债务风险，也达不到拉动经济的效果。”刘尚希说。
任泽平提出，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
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当前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新基建”是不是为了通过大规模建设“刺激”经济？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央已多次对“新基建”进行部署，并非新的“刺激”计划，在实施中不能走“大水漫灌”“大铺摊子”等老路。
黄群慧认为，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具有很大区别，一方面市场前景不确定性较大，选择性产业政策的适用性不高，另一方面近些年在市场机制推动下该领域已经有了较好发展基础，“因此，‘新基建’需要政府引导，但切勿过度直接介入。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高涨的背景下，更需要对此保持高度的清醒”。
专家指出，在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各地实际需求、自然地理条件、网络布局基础，以整体优化基础设施网络为标尺，防止各地不顾条件、一哄而上，造成新的产能过剩。
着眼高质量发展
面对重要发展机遇，“新基建”如何走出新路？
“对于新型基础设施，下一步，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司副司长郑剑说，一是创新发展，要进一步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指导，创新相关体制机制，加强前瞻性、引导性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二是融合发展，加强资源整合和共建共享，促进协同融合，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尤为重要的是，要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牵引，推动传统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和提升效能，统筹推进更多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项目建设，构建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设施体系。”郑剑说。（综合经济日报）